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第六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工作交流会圆满召开

2020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第六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工作交流会在烟台圆满召开,来自各地的近200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表决通过推选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伟华为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名誉会长,推举云南省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煌卓有限公司、中凯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副会长单位,并由李勇昭会长为增补副会长单位授牌。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探析企业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现阶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创业热潮。伴随着新创企业的不断出现,投资管理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合理地选择有竞争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实现主体的收益最大化,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当前企业投资管理中,主要存在投资专业人员缺失、投资风险防范不完善、投资管理监督薄弱、投资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从事前对所要进行投资的行业进行财务分析,事中加强投资管理的监督,以及建立健全事后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对运作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为企业投资管理的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企业重组中不动产处置方案税负比较

本文对比分析企业重组中不动产处置时,以市价直接转让不动产、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和不动产以净值无偿划转三种方式下的总体税负.以某酒店集团为例,通过计算三种方式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等,发现不动产以净值无偿划转方式的总体税负最低.     

网络金融投资风险的有效防控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计算机网络技术更是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巨大影响。本文主要就网络金融投资存在的风险以及防控措施展开探讨,希望能够对日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排球俱乐部明星经济效益探究——以广东恒大女排为例

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明星效应"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增长不可估量。尤其是在产品营销市场中,借助明星的商业价值,可以设计和研发出具有一定知名度、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明星产品",而在体育竞技中,体育明星的良好形象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广东恒大女排所引起的社会巨大反响,带来了社会大众对于明星效应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及自身巨大的品牌效益。总结和借鉴恒大女排的明星效应,排球俱乐部在今后的发展和运营中,需要依托政府政策支持、明确企业市场定位、优化市场化运作和提高对"明星效应"的认识等,从而实现俱乐部的真正职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给很多地区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压力与挑战,需要财政机构明确资金的使用目的与方向,发挥公共资源经济价值。本文就优化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展开相应论述,首先分析了集中支付管理模式的完善,如巩固工资统发制度和扩大管理机构采购规模等;其次阐述了强化管理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的措施,包括健全管理体制、构建专业管理队伍和协调岗位职能关系;最后对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财政预算编制提出了一些观点,希望能为有关学者的研究提供有利参考。     

中小企业股权众筹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股权众筹这一新型融资模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提出了金融监管转型的新要求,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新常态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股权众筹运行中的种种问题,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