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研究

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商誉“爆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而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特征是否是形成超额商誉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显著正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处于较低的法治水平的企业中，无实际控制人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强化并购动机、提供寻租机会和操纵并购权力产生更多的超额商誉。     

试析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

碳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球气候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碳排放权交易正是控制碳排放的一种经济措施，在低碳经济时代，我国也积极推动碳排放交易的工作落实，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模式优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发展目标。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这就使一些企业在处理相关会计工作时，常遇到不知具体如何处理的尴尬情况。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着重对碳排放交易权的会计确认、计量，以及具体的账务处理展开探讨，希望能为财会工作者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时提供一定参考。     

论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是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建构的核心内容,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中的审计准则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关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适用范围是各类审计主体,它与民间审计组织制定的财务审计准则的核心技术趋同;政府审计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内部审计机构对政府部门这种审计客体都具有审计管辖权,审计准则制定权要以审计管辖权为基础,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应该由最高审计机关来制定;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准则目标模式应该是以审计质量观为主、兼顾审计责任观,框架模式应该选择单一模式,导向模式应该选择规则导向模式,结构模式应该选择业务类型模式;审计准则制定过程包括选定项目、拟定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定稿和准则发布五个步骤.     

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关系探析——基于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31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9q4到2019q2连续39个季度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区别于已有研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关系作用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之间只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财务柔性是引起公司价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务柔性越高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越大;而且,不同种类财务柔性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存在差异,负债融资柔性始终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而现金柔性对负债融资柔性与公司价值关系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综合使用不同种类的财务柔性能更好地提升公司价值.     

传统农机不再是农机人的唯一

笔者做了一辈子传统农机,经历了农机市场的一次次的变革,从单一的小柴小拖、东风12手扶,发展到今天220马力段以上的大型拖拉机,从发动机国2升级到国3,总感觉自己是一次次的迷茫改变,一次次的重生发展。无论是农机生产企业还是代理商,包括笔者的客户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不断地改变自己,改变市场环境,改变产品质量和服务,改变新型农机具的推广运用。     

数字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研究

在推进数字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如何科学有效的运用数据资源,嵌入高新技术,对于政府体制内如何实现整体性治理,破解碎片化治理问题投入较少。碎片化治理问题主要来源于层级分工和竞争、分权的管理理念。当前数字政府治理中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纵向与横向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业务与技术关系三个方面。通过对数字政府碎片化逻辑原因以及数字治理中碎片化问题的表现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促进数字政府的高效运转。     

“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流转主体:激励约束、利益冲突与行动策略

农地"三权分置"让经营权独立出来上市流转,需要关注的是农地流转主体的最终行动策略。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与理论思辨发现,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制度供给对流转双方的激励约束各不相同,双方基于不同利益考量就会出现利益冲突。面临这些利益冲突,农地流转双方也就有不同的行动策略。未来,制度供给要满足流转双方对确定性预期的需求,建立对流转主体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引导合作博弈、实行农地功能分区以及集体集中成片流转经营权等。     

后疫情·后安倍时代基于相互投资视角的中日经济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虽然时有波动,但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相互投资促进了中日贸易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和全球性大流行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跨境投资也严重受挫。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度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大幅萎缩40%,毫无疑问,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自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