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延伸责任分担研究

文章基于一定的激励政策工具假设与责任承担模式下,借助于市场经济下价格的传导机制,构建逆向供应链下各参与主体在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决策模型,考察政策工具组合作用下,供应链成员各自最优决策下物质责任的分担问题.在具体各承担模式中,随着废弃物回收责任、拆解处理责任的分担与转移,相关责任主体可享受的超回收激励、超物料回收标准激励,及未达法定标准的经济惩罚等经济责任也实现了分担.研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相关主体延伸责任分担和激励政策工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东部地区十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评价

选取2021年度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东部地区1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绩效进行评价，并采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确定各项研发投入产出指标相对于DEA效率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80%的省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处于非DEA有效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规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与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和R&D经费内部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