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利于政策主观绩效的提升。方法 文章以在全国率先实施禁捕补偿政策的贵州赤水河流域和湖北洪湖流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政策认同和生计结果的缺失分别为解释禁捕补偿政策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的必要条件。（2）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3）存在4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4）根据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结论 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两手抓”是提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必然选择。     

重大突发事件下大都市居民食物储备行为影响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重大突发事件对大都市居民食物安全产生巨大冲击,必要的食物储备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故针对大都市居民食物储备行为机制展开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为理论框架,利用上海市414份居民的线下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对重大突发事件下大都市居民食物储备行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食物储备意愿的影响大于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不仅直接影响食物储备行为,还可以通过食物储备意愿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食物储备行为;（2）突发事件信息对风险感知产生正向影响,而食物储备意愿受到风险感知的正向影响;（3）突发事件信息促使食物储备信念产生,而食物储备信念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突发事件信息通过食物储备信念的中介效应对行为态度产生间接影响。研究认为,应当采取加强食物储备意识、建立多元储备渠道、完善突发事件的信息披露等措施。     

世界鳗鱼的生产和贸易分析

论文通过对世界鳗苗、活鳗和鳗鱼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的深入分析,发现鳗苗资源是制约鳗鱼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并且影响鳗鱼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鳗鱼生产地区,亚洲和世界的鳗鱼出口变化主要受到中国鳗鱼出口变化的影响,亚洲和世界的鳗鱼进口变化主要由日本的鳗鱼进口变化决定。文章最后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为发展我国鳗鱼生产和贸易提供相关的政策依据。     

基层政府长江流域禁捕政策执行优化分析——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

目的 长江水域生物资源的保护需要有效政策制定和执行,在当代中国的情景下,基层政府执行对于水域生物资源保护政策有效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 文章运用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方法,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基于史密斯的政策模型的分析视角,从政策框架、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来分析长江沿岸县级政府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禁捕政策执行情况。结果 对四川省富顺县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执行存在的理想化政策梗阻、政策执行机构缺陷、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感迷失、政策环境消极等四重困境进行了深度分析。结论 在全面实施长江禁捕政策过程中,如何破解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策框架的改进、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提升、目标群体的认可度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提升长江沿岸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以推进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执行。     

情理与法理：农户分化视角下农地调整意愿研究

[目的]新一轮农地确权背景下我国部分农村仍旧坚守农地调整传统,与国家地权稳定的政策目标反向而行,探讨农户农地调整意愿影响因素对农地确权政策在调地村庄真正落实意义重大。[方法]文章基于农户分化视角,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情理因素和法理因素对农户农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1）无论是否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情理因素均对农户调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未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时,法理因素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调地意愿,而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后,法理因素对其调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3）法理因素在情理因素与农户调地意愿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4）情理与法理对不同类型农户调地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结论]为进一步减少农地调整频次,促进农地确权最终取代农地调整,推进农地调整减频替代,在强化法理对调地意愿抑制作用的同时也要弱化情理对其激励作用,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差别化调地意愿降低策略,进一步深化以地权稳定为目标的农地确权。     

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目的 对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研究,可为政策优化提供决策参考,对“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聚焦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演进,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17—2021年中央出台的93份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1）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经历了政策发端期（2017—2018年）、政策爆发期（2019—2020年）与政策转型期（2021年）3个阶段。（2）政策颁布主体和政策文种构成随着政策演进发生变化,政策强度和效力呈现“弱—强—弱”的变动趋势。（3）需求面政策工具较为缺乏,不同阶段的政策实践路径具有明显差异。结论 提出政策优化方向,首先,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完善长江禁捕退捕管理长效机制;其次,充分发挥部门机构和政策文种的功能作用;最后,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增加部分稀缺政策工具的使用。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