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吗?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增强了税收治理能力,提高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监督力度。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低、管理层持股数量少的企业更为明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平台的数据基础,提高金税四期工程等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水平,做好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放管服"改革,全方位动态服务企业。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国际经验分析表明高增长经济在中高收入阶段增长明显放缓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放缓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所致。经济放缓的时间受到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时人均GDP在国际平均水平之上。通过生产函数法分析可知,未来十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增速将出现下降,高储蓄率将会出现调整进而带动投资增长减速,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放缓。过去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极高的投资增速和人口红利,很难继续起到支撑作用。未来十年,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依靠单纯的资源、能源、要素的投入,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促进经济回归稳定

近期我国经济呈现通胀和供需指标持续明显回落的"双降"态势,"控物价"压力明显缓解,而"稳增长"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显现。4月份货币金融形势较为严峻,综合运用利率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建议:综合运用不对称降息、扩大准备金率下调幅度以及放松存贷比考核等手段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健度,保持货币信贷尤其是狭义货币适度增长,消除经济进一步下行诱因并适当增加回升推力,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内幕交易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全面股权分置改革的第一批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对事件日之前的累积超常收益CAR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股改预期带来的股价提前反应是累积超常收益显著异于零的原因;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股改中存在内幕交易。     

国际“四大”与会计稳健性——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由于相关法规不够完善,国际"四大"保持职业谨慎的外部压力低,所以,国际"四大"执行期间执行审计业务时没有保持较高的职业谨慎,导致被审客户会计稳健性较低。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公司为考察样本,运用应计—现金流模型对此命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并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反而通过加快确认正现金流的方法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外国银行在华的发展与演变

自1845年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其后16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活动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为基础,按清政府时期(1845-1911年)、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民国政府时期(1928-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49-2006年)几个阶段分析外国银行在中国经济活动的演变情况。     

关于美债危机相关问题的几个观点

与次贷危机属于经济问题不同,美债危机主要是政治问题,由此引发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评级下调未必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短期未必会出现美元对内通胀、对外贬值的局面,关键仍取决于关联储的态度。围绕国内需求,我外汇储备多元化使用可以有所作为。     

当前经济回升判断与未来走势分析

2012年9月份,我国经济基本面开始转好,出现趋势性回升势头,进入"趋稳蓄升"阶段。外需和美国QE3政策将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但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总体好于2012年,可是仍略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在这种形势下,2013年仍需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将"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以"结构性措施"为重点,围绕"调结构、扩内需、稳增长",综合运用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在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的同时,着力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