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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外需变化对企业工资的实际影响。本文构建包含外部市场需求冲击的理论框架诠释了企业外需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引发工资调整。接着,本文采用全球200个国家(地区) 3800种的HS6分位产品进口数据,匹配中国企业的出口信息,测算了每个企业基于目的国—产品的国际外需变化,结合2010—2013年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库进行实证。结果发现:控制企业外部供给和内需冲击等因素后,外部需求冲击对我国企业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的外需提高能使企业工资上调0. 173%;企业外部市场暴露加强了外需冲击对企业工资的作用;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低技术行业内企业工资遇到外需冲击调整幅度较大。本文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厘清国际外需变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逆全球化下保证劳动力收入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相似文献   
2.
近年来许多国家对服务业放松管制的力度加大,服务业自由化的程度逐步加深.出口企业将运输、能源和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作为其生产和出口过程的中间投入,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和微观企业的出口表现相联系,基于目前实证中较少使用的服务业自由化指数(ETCR),结合跨国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系统考察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对微观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密集度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国家不同收入水平、企业出口密集度差异等因素之后仍然是稳健的.此外,本文利用分部门的ETCR指数回归结果表明航空运输、通信、电力、天然气、邮政以及铁路、公路运输等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均有正向作用,其中以通信部门的影响最大.  相似文献   
3.
侯欣裕  陈璐瑶  孙浦阳 《金融研究》2019,473(11):94-111
基于金融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品投入,本文研究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动态变化对下游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放松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效果是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促进企业出口。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度量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的动态变化,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将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上下游关联,有效检验了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有助于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倾向和收益,存在出口促进作用;管理效率高、出口非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出口对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反应更为灵敏;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本文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是推动我国贸易提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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