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研究:2008-2017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也不断提高。基于2008年1月-2017年6月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总体而言,基准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主要因素。分时间段看,贷款利率浮动限制放开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提升;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略有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后,本文发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金来源和市场利率波动均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内外融资条件、融资约束与企业绩效——来自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的新证据*

基于独特的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数据和克服内生性的结构方程模型，本文对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均对融资约束有重要影响，且企业自身条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强。总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区分融资约束的不同维度后，本文发现，融资可得性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提升，融资频率增加却降低了企业绩效，而融资获得速度（等待时间）对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正规融资渠道，还是非正规融资渠道，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利用多种政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自身条件，是缓解融资约束的最有效办法。     

科技金融创新与发展:选择权贷款

选择权贷款是中国金融分业经营背景下,有利于促进科技企业融资的一项金融创新业务。分析选择权贷款的运作模式并构建模型,可以证明选择权贷款业务有利于实现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长期合作共赢。针对目前各参与主体对选择权贷款缺乏科学认识,且存在一定程度权责利不均衡等问题,商业银行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优选企业、规范业务流程、平衡各方利益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房地产投资与金融效率——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地区差异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投资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发现,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偏离其最优结构且继续上升,对金融效率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且,这一抑制效应在房地产外部性越弱的地区越强。基于2003-2013年地级市层面的样本,采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支持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房地产投资对金融效率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房地产销售状况较差的地区更强。     

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

在绿色金融政策实践与有关学术理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的激励政策为切入点,提供一种分析绿色金融政策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并基于模型开展量化的政策效果分析。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框架的基础上引入银行部门,通过拆分厂商部门为“绿色”与“其它”两部分,并设置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相关政策,纳入了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发现,针对绿色信贷的贴息、定向降准、再贷款(调整再贷款利率与质押率)均是有效且合意的激励政策,一定强度的政策不仅能够提高绿色信贷量,在绿色意义上优化经济结构,而且对总产出、总就业不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带来“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