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确权的理论逻辑与路径设计

我国"数据战略"有效实施的前提之一即是数据确权与交易,数据财产权的产生,与人的劳动物化其中有着因果关系.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证明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产权来源及其归属与物化劳动的相关性,并从社会契约集合的公意论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财产权利安排的共同承认,然后讨论了以国家赋权的方式来塑形和定格数据财产权法律创制.最后提出:适用法律选择、数据权属分层、应用机制创新,构成了数据确权路径设计的主要内容.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Do goodwill impairments affect audit opin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growth of goodwill impairment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impairment approach in accounting. The influence of goodwill impairments on a firm’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profitability give reason to doubt its current and future performance. We examine whether auditors, as a crucial external monitor, identify the information risks of goodwill impairments and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bout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 their audit opinions. Using a sample of firms listed on China’s A-share market from 2007 to 2017, we tes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oodwill impairments and the type of audit opinion received in the same financial period.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bability of receiving a modified opinion increases with the amount of goodwill impairments. Secon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goodwill impairments and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is driven primarily by earnings management risks. Third, this positive association is more salient when auditors are industry experts and there is no auditor–client mismatch. Fourth, auditor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amount of goodwill impairments than to their mere existence. Overall, we document that auditors perceive goodwill impairments as a signal of information risk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ncerns to investors to avoid litigation.     

成都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升级版战略研究--基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营商环境指数的分析

打造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的重要环节,提升营商环境是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手段。论文通过引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多角度对比分析成都与国内先发城市,发现成都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与短板,最后得出改进措施,旨在为成都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沪港通、深港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内地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政策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所限,沪港通在初始阶段并未对沪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政策进一步完善、市场逐渐稳定和交易不断活跃,其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效果于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深港通建立在沪港通的制度基础和运行经验上,其在开通后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竞争渠道和信息渠道,发现深港通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竞争程度较高,或是公开信息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票样本。     

后危机视野下福建省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后危机时代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变量，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话题。［方法］选取福建省县域经济的5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0—2015年福建省县域经济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1）总体上看，福建省经济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重心向福州、莆田地区转移，省内发展均质化与极化现象并存；（2）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主导省内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两者的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3）创新投入与金融零售业的变化主导了经济重心南北向的移动，其与各市县的经济基础和产业调整政策密切相关。［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福建省需根据市场特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地方经济政策应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军事遗产旅游资源分类与价值评估

军事遗产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尤其在历史教育、知识输出、国情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可被视为独特的旅游资源。本文在国内外军事遗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军事遗产的分类方法,共计2个大类、7个亚类、28个子类。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价,提出军事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含要素价值、存续特征2个一级指标及游憩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独特程度、规模程度、知名度、完整性、适游性、承载力和安全性11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划分为可观赏性等23个三级指标。采用基于专家打分的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赋值,形成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的方法体系,并构建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对比关系图,以指导资源群中的单体开发梯次。     

民国时期的变更判例制度及其实践

为求促法律适用之统一，民国时期制定有“变更判例”之制度。如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颁布的《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规则》等文件，规定若案件裁判与先例有异，可以召开变更判例会议。常见的变更判例理由包括旧例与立法旨意不符、留存旧例将造成适用混乱等，但鲜见有变更之实践。囿于变更判例程序严格，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常“以立替改”，通过创设新的判决例或解释例、废止旧例等方式，虽未对判例进行变更，然在实质上起到了变更判例之效果。“北平临时政府”时期的司法委员会曾尝试变更判例，但是覆盖面小、持续时间短，缺乏必要的正当性和拘束力，所变更之判例未能得到承认。民国时期的变更判例之实践在正当性、拘束力和溯及力上，缺乏明确的定义。     

跨越竞争丛林与范式重构：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的疫苗产业创新治理

疫苗作为新冠疫情防控的最关键手段之一，已在各国抗疫中发挥积极影响。疫苗研发、生产、注射意愿以及全球分配的公平性与可及性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分析全球治理改革中，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创新治理问题，讨论疫苗产业发展特征与创新规律演化，剖析西方国家疫苗产业创新治理困境以及“竞争丛林”逻辑，阐释中国行动方案及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贡献。最终提出疫苗产业创新治理机制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