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化最低经济门槛作用机制之探讨

通过对比中外城市化进程发现 :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化最低经济门槛作用机制对于进城的农村人口顺利城市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制的中心规律是就业支柱产业工资与城市物价的均衡 ,其正常运转的充要条件是产业增加值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同步转换 ;就业支柱产业处于世界产业体系中上游 ;人口规模适中 ;有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免费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 ,经过量化处理 ,建立了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化最低经济门槛作用机制的简单模型     

广州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历史与根源

关于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原因,现有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主要由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以及个人因素所致.文章以广州市1980至2004年中分行业人口与工资为基础资料,运用模型分析法分析发现,广州外来民工经历了从社会边缘化到经济边缘化的演变过程,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经济收入越来越低,与城市化经济门槛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源在于产业转移平民化导致广州竞争性行业长期以来低附加值、低工资,它在蓬勃发展的垄断性行业的压迫之下,逐步陷入边缘化状态,从而导致以此为主要就业场所的外来民工的边缘化.     

刍议广东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8大关系

广东自九五计划以来，其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便急速放缓，少数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严重影响了全省奔小康的步伐，极不利于与兄弟省市的竞争。因而正确处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8大关系，重振当地经济，应成为广东众多学者和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     

广东30年城镇建设成就与城镇走廊演变

在回顾广东城镇建设成就基础上,把城镇走廊作为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构建城镇走廊指数模型,运用GIS技术方法对不同发展时期的城镇走廊进行识别和比较,以此来探讨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的变化轨迹.城镇走廊区域主要分雏形、整合、强化3种不同程度的走廊空间,广东城镇走廊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穗深等城市"据点"式发展,珠江东岸穗港"廊道"形成和珠江三角洲"块状"集聚3个阶段.与广东经历的工业化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大致相对应.未来广东城镇走廊的发展趋势和调控方向应该形成轴线式的跨省跨区域的城镇走廊格局,并以此逐步辐射并带动广东全域.     

中国城市化滞后根源新论

目前 ,很多人认为城乡户籍制度、重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建设不力是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实际上 ,这只是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和结果 ,其根源在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工业结构处于世界产业体系中下游 ,城市化进程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 ;城镇流动人口经济收入较低 ,不能跨越城市化最低门槛 ,完成城市化的彻底转变 ;作为城镇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服务业———达不到人口城市化起跑的经济、人口的临界点。这三点决定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现象必将长期存在 ,而合理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点是确定有希望城市化的流动人口阶层 ,让这部分人口先城市化     

深山之中奏响和谐曲

在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林海之中,有一个与朝鲜人两江道隔江相望的长白口岸。驻守在这里的检验检疫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确保国门安全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经济、文化和公益活动,谱写了一曲和谐之歌。     

旅游形象定位词面面观及错误根源剖析

笔者通过对中国253个县级以上地区459个形象定位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存在五大错误:语言夸张,名实不符;定位雷同,没有特色;面面俱到,重心难找;庸俗平淡,令人厌烦;语言晦涩,表达不清.错误的根源在于:旅游形象定位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营销活动,屈从于企业追求利润的最终目标,根本目的是吸引游客前来旅游.但是现在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很多来自于不同学科,受各自学科的影响,往往把它当做政治宣传、科学研究、社会公益、文艺创作活动,把为"名"、为"文"和为"问"当做旅游形象定位的根本目的,导致旅游企业目标与旅游形象定位目的、目标市场、细分市场、定位载体、定位原则的错位.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以青岛市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青岛市利用外资促进本地技术进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振兴东北七个流行观点的反思

很多学者和官员为振兴东北提出了比较流行的观点，如打造“第四极”，展开新“辽沈战役”，体制改革，国企改制，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产业整合等。实际上这些主张并不符合东北的现实，前苏联和中国改革成败相反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在继续维持东北传统力量的同时，大力培养民营、外企新生力量，并壮大到足够支付改革成本的时候，再大刀阔斧改革，东北振兴方可成功。     

珠江三角洲外来民工边缘化现象与本质的量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广州外来民工经济收入与城市化经济门槛的差距越来越大,边缘化现象日趋恶化,城市化的难度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城乡二元政治体制起决定性作用,外来民工被剥夺了对市民生活方式的购买权和享受权,他们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90年代及以后,外来民工有权力购买市民生活方式时,却失去了经济条件和素质能力,处于经济边缘化与社会边缘化状态。产业分化所导致外来民工经济收入下降,外来民工边缘化的本质是产业边缘化。在权力垄断与新兴产业的双重挤压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边缘化,依赖这些产业生存的外来民工也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