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

关于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问题,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强调应该在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所构成的特定情境中,重新认识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章将论证,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具体表现,根据这些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因时因地而异,但总的来说,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     

农户风险处理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育

本文讨论了社会化农户的行动逻辑,描述和分析了当前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风险谱系,以及农户应对这些风险的处理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育问题.     

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高利贷

在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民间金融的调剂是其延续及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高利贷一直在民间金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和政论界对高利贷的研究颇多,涉及到高利贷的界定、对象、手续、运作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及社会经济影响等诸多方面(温铁军,     

农民负担为何越减越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一系列传统安守本分的思想,使得淳朴的老百姓放弃了为自己捍卫权利的努力,     

“乡域政治”：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评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小镇》对于个案对象之“乡域政治”的挖掘是成功的,但是,这却不等于我们不可以沿着作者为我们开掘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这是否就是小镇乡村政治的全部？在这些“喧嚣”与“嘈杂”背后,有无可能被遮蔽之物？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的丰富与复杂性,我们就不能单单以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乱象”与“阳媒”横溢来替代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全部理解。     

统治风险与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基于民国时期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前后央地分权结构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统治风险为视角,分析了在民国特定的央地关系下,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前后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化.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民国早期中央政府与军阀控制的地方之间互不信任,二者仅存在着松散关联,中央无法形成一统性的权威治理.为了化解地方治理的压力,军阀控制的省级政府率先向体制外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授权,将其吸纳到地方治理之中.伴随着中央政府治理压力和统治风险的增加,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之后,中央政府亦通过分权来化解自己的统治压力,但这一分权并不是直接向省级政府分权,而是向体制外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和与省级政府存在一定张力的县级政府分权.     

中介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与作用

土地流转过程中孕育而生的不同类型及特点的中介组织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介组织在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必须为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中介组织自身建设和完善,提高中介组织经营和服务档次。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研究述评

文章从界定概念 ,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与法律等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进行综述 ,并简要评述了目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土地流转中农村女性权益状况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米村和湖北省石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的调查为基础,分析女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角色及其权益损伤状况,并探讨女性对这一状况的认知。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内部,男性作为富余劳动力首先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的决策权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婚姻流动时,女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剥夺;在父母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子女的过程中,女性的继承权时常得不到保障。对于女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被损的现象,女性应当与男性一样被赋予同样的权利。     

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北大核心CSSCI

关于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问题,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强调应该在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所构成的特定情境中,重新认识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章将论证,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具体表现,根据这些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因时因地而异,但总的来说,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