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人口时空变迁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在数量及分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城市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分析,从时间和空间分析这些变迁,研究其原因,并探讨发展趋势。 一、城市人口总量的增长过程及增长构成 我国城市数从1949年的136座增加到1988年的432座,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2889万增加到1988年的11160万,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1.3‰,远高于同一时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18.2‰的水平,城市化速度较快(见表1)。     

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在整个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处于一个夹层位置，一方面其命运取决于上级的好恶，另一方面对下级和民众的权力基本不受到制约，因此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发出，只能对上惟命是从，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民众所遭到的痛苦，表现出良知的一面。有一部分县级官员为上级的错误和自己的过失承受了惩处，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县级官员也是行政体制问题的牺牲品。     

统计与政治(下)

正六、价值观与数据解读李若建:制造迷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不同价值观的解读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你如何根据封闭人口和开放人口推算,你也推不出与公布数相吻合的数据。于是,这个矛盾导致两个极端观点的产生:一个是把官方数据的缺陷最大化,从而将人口损失最大化;一个是最小化,认为没有损失那么多人口。大家都围绕官方数据打转转。那么,到底1983年数据的可信程度怎么样?     

广州城市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广州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随经济发展,广州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成为广州的一个突出问题.     

荆棘大道: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视角下中小学教师研究

改革开放前,在遭受政治运动冲击方面,中小学教师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的社会群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教育高度政治化,许多教师因为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而不受信任。虽然当教师具有高度政治风险,但是对广大草根文人来说,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出路,因此他们必须忍受不幸,同时当教师也是一条进入官场的通道,这也吸引部分人投身这一职业。     

广东省在业人口职业结构时空变迁及人口流动过程中的职业流动

近 2 0年来广东省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但是各地的变化程度相差甚远 ,一些地区没有发生实际的改变。广东省内部的人口流动对各地职业结构改变有明显影响 ,绝大多数出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通过迁移改变了职业 ,外出人口众多的地区是职业结构没有明显改变的区域。对于人口空间流动与职业流动结合的模式有两个问题要关注 ,一是流出地区的发展 ,二是回流人口的重新选择职业问题。     

广东省在业人口职业结构时空变迁及人口流动过程中的职业流动

近20年来广东省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各地的变化程度相差甚远,一些地区没有发生实际的改变.广东省内部的人口流动对各地职业结构改变有明显影响,绝大多数出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通过迁移改变了职业,外出人口众多的地区是职业结构没有明显改变的区域.对于人口空间流动与职业流动结合的模式有两个问题要关注,一是流出地区的发展,二是回流人口的重新选择职业问题.     

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对乡城迁移的影响

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对乡城迁移的影响李若建首先有必要对两个概念做出界定：一是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这里指的是不同地区城乡收入的跨空间比较，例如甲地的城镇居民和乙地农民的收入比较。二是乡城迁移，这里指的是从居住在农村的村委会（包括乡和镇的村委会）迁入到...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的婚姻家庭变化表现为：家庭规模的缩小，推迟结婚和离婚率上升，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在灾难过去后，结婚高潮很快出现，生育率也迅速回升。大跃进的异常人口波动对后来的婚姻与家庭的影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