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与经济分权改革

政府纵向分权体制中的经济增长激励与同级政府体系中的横向财政分权过渡,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体制性因素。在政府的要素支配权过大、经济职能过多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难以消除地方政府产业偏好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不利影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政策实施空间受到限制。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必须深化政府向市场的经济分权改革,使政府职能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     

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与国有企业改革

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以及国有企业影响市场发展的角度阐释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同时以市场化的逻辑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边际效应分别在市场化指数为3.61和12.12时出现向下的拐点;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临界时间点的选择是国有企业与市场,或者说是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上的总体效应综合权衡的结果;在市场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产业结构变迁主导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影响市场的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直接原因。而从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管理方式以及行业准入等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市场化水平上的可行性,则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     

中国寿光市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型:一个基于个案调查的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评论

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变化,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直接刺激。消费结构变化触发了农民的技术和产业选择,而产业选择导致农产品供给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诱发了价格竞争并引起组织和制度选择(竞赛),结果,由于资本与地权结构及其性质上的差异,同一地区出现多种形态的农业经济组织。由需求结构的持续变化而引致的技术竞争、产业竞争、组织和制度竞争将使新型农业代替传统农业,从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     

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农地产权的性质:一个历史分析视角

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开始至今,许多有关农村制度变迁与合约选择的文献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深深影响了学术界、决策界对家庭承包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判断.本文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评析.交易成本不仅产生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委托代理,也产生于人们所缔结的合约结构或所选择的组织形态不能与产权的多重属性达成必要的一致.与流行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农村集体产权或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是可选择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概要性地比较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产权与联产承包制下的集体产权的各自特征.     

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

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后者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制度性贫困状态。此外,社会转型也将导致原有产业、就业结构乃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使原来适应于传统社会的人们不能适应于转型过程中及其转型后的社会,进而演变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者。要打破这种制度性的"贫困锁定",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在农地承包制的基础上重建合作经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金融,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并同时在农业内部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该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全力实施“兴工、强农、扩城、惠民”发展战略加快巴彦生态宜居中等城市建设步伐

巴彦是哈尔滨市的近郊县,处于“哈尔滨一小时经济圈”内。围绕省委实施“八大经济区”发展战略和“十大工程”的发展举措．为把科学的发展规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今后一个时期,巴彦以建设生态宜居中等城市为发展目标,全力实施“兴工、强农、扩城、惠民”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绿色农业、宜居城镇”等生态经济．把巴彦建设成为新型工业基础雄厚、生态农业蓬勃发展、历史名城亮丽宜居、先进文化日益繁荣、和谐社会幸福平安的生态宜居中等城市。     

产权与企业制度

产权与企业制度邓宏图一、产权理论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人与物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在只有一个人或资源无限供给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产权问题。可以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的适当规则。市场是所有...     

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基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考察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