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

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选取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小庄村为案例地，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分析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冲突，并构建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评价体系，采用EWM-Fuzzy综合评价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对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及外来游客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紧急程度、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状态及整体协调发展关系进行测评分析。研究表明，小庄村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不同利益诉求的整体感知较好，不同利益诉求的紧急程度和协调发展状态均存在如下较大差异: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主要处于中度协调和轻度协调两种发展状态，优质协调发展状态的利益诉求表现相对较少，且存在濒临失调发展状态的利益诉求表现；小庄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相互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状态，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的影响大小顺序完全一致，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的影响大小顺序相对应，而外来游客、社区居民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的影响大小顺序基本相反；小庄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路径组合未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其协调发展模式为非对称互惠协调发展模式。上述验证结果与小庄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证明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核心-边缘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利用核心—边缘理论研究了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及关键影响制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西安市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度十分明显,处于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发展的核心支配地位,其他城市处于边缘地位;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呈核心集聚型,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陕西省各城市资源禀赋、经济规模、航空运输条件、对外经济联系、旅游接待能力等是导致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关键影响制约因素。     

基于旅游者健康视角下的青藏高原旅游适应区开发研究——以青海高原旅游区为例

青藏高原高海拔对旅游者的健康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旅游健康思想和高原习服理论,结合青海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海拔高度优势,提出青海高原两个旅游适应区即环西宁旅游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区,并对旅游适应区的不同适应时期做出相应的线路设计,旨在为赴青藏高原旅游者的健康旅游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民族地区旅游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目的]民族文化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在民族地区,旅游治理不仅与各利益主体有关,还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紧密相关,不同主体和谐共生是民族地区旅游治理的首要前提,民族旅游社区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和模式一直难以量化。[方法]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选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地为案例地,定量分析了政府、居民、游客和旅游企业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结果](1)各主体间的特征共生度δM≥0. 870,说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且为正向共生关系;(2)共生系数0. 43≤θM≤0. 53,说明各主体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基本相同;(3)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4个共生主体相互之间的行为模式为政府主导、居民推进、企业协助、游客参与的正向互惠共生模式。[结论]在民族地区旅游治理与政府、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多个主体存在关系,参与民族地区旅游治理活动的不同主体都不可能独自掌控和解决所有问题,各主体间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共生。     

基于共生理论的民族旅游社区多主体共生研究——以青海省祁连县为例

民族旅游已成为当今人们出行的重要选择，而民族旅游社区各主体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而引发的矛盾与纠纷却成为制约地区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相互之间共生关系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探析。基于此，本文以共生理论为指导、实地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通过对相关共生指标的综合测算来探析旅游多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及模式。结果表明:当地社区政府、居民、企业、游客相互之间存在正向共生关系并且相互影响作用不同；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联性较为密切，政府和游客之间的关联性最高，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联性最低；当地旅游社区各主体间形成了正向互惠共生模式，具体来看是由当地居民主导、旅游企业推动、地方政府协助、游客参与的“REGT”互惠共生模式。本研究拓展了共生理论的应用领域，对于其他旅游社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