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农业支出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基于收入来源的角度

从农民收入来源角度，利用全国1985—2015年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基于VAR模型和VEC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考察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结果表明：在长期，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正效应，但效应较弱；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的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对农民工资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效应较大，而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效应较小。在短期，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的效应为正且较强，而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效应为负且较弱。此外，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效应没有时滞性，而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效应有时滞性。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果与效率——基于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视角

2004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出台,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然而,其具体效果和效率如何,学界缺乏系统的测算。本文基于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视角,构建面板模型,测算了2008～2015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保有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以验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效果;并在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交互项,进一步探讨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存在效率损失现象,以验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效率。研究发现:第一,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对农机保有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08～2015年间对农机保有量增量的贡献率达40.41%;第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对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08～2015年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增量的贡献率达18.27%;第三,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对农机保有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年度边际贡献在持续下降:2008～2015年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每增加1万元/公顷,农机保有量增量由17.33千瓦/公顷减少到6.49千瓦/公顷;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每增加100元/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增幅从1.05个百分点减少到0.18个百分点。基于此,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应调整农机购置补贴结构,全面实施"缩范围、降定额、促敞开"的既定政策,加强信息统计和区域农机保有量饱和状态预警,设置农户享受大型农机购置补贴的土地经营面积门槛。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其服务外包的原因分析——源自冀豫鲁3省问卷调查数据的证明

[目的]在统计描述华北平原农民的机械采纳率和机械采纳方式的基础上,分析农民的机械化需求和农机手的机械服务供给行为及其内在逻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华北平原地区农业机械技术的特殊实现形式——服务外包做出解释。[方法]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成本收益核算等方法,利用冀豫鲁3省779个农户和45个农机手的实地调研数据分别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方式做出解释。[结果]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农机购置成本下降,共同刺激了农民的机械技术需求,是华北平原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持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基于理性选择而向其他农民提供农机作业服务,是推动华北平原农业机械化以服务形式实现的主要原因。[结论]相关部门应继续探索高效的农机补贴模式,刺激农民的机械技术需求;农业机械支持政策可适当向农机合作社倾斜,提高农机手的组织化程度和服务数量与质量。     

考虑政府补贴下具有公平偏好的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及契约协调研究

以一个制造商、一个零售商和政府组成三级绿色供应链为背景， 本文建立了考虑供应链参与者具有公平偏好、 产品绿色度和政府补贴的4 种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 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制造商与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 并对4 种博弈模型中各个参数进行比较。 研究表明： 在只有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政府补贴能减弱零售商公平偏好特性对供应链的消极作用， 使产品绿色度和社会福利提高到与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情形相等； 而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产品绿色度、社会福利等参数仍受公平偏好特性影响。 最后， 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成本共担的收益共享契约下的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     

就业补助专项资金审计重点与方法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加强就业补助专项资金审计,是审计机关一项长期必审工作任务。一、审计的内容审计就业补助资金分为两类,即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直接审计。开展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资金审计,包括用于职业培训补贴(支付培训学校职业培训补贴和支付园区企业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创业孵化基地补助资金审计,特定就业政策补助和扶持公共就业服务,重点关注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东道国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质量是影响外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政府质量的相关要素中,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尤为重要。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自律性的两方面,即政府自身约束能力与面对资本的独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用2006～2015年间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自律性的下降会促使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由股权模式向非股权模式转换,且边际效应逐渐降低。文章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了相应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国际疫情形势严峻 “外资撤出论”站不住脚

海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已有逾60个国家或地区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还采取了“封国”“封城”措施。为此,联合国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5%至15%,或将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相关官员同时表示,中国虽也受此影响,但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面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