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研究——基于“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京津冀三地于2017年底联合印发《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煤改气、电”是“禁煤区”政策实施的标志性工程，“一刀切”式执法能否承担起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与促进绿色发展的使命，成为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实验组，河北省其余10个地级市为对照组，基于DID模型与PSM DID模型对2003—2015年京津冀地区的“煤改气、电”政策实施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效果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城市与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的差异性，“煤改气、电”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工业领域及农村“煤改电”消费行为从而推动绿色发展；“煤改气、电”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压减效应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煤改气、电”政策对人工煤气、天然气用气人口数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煤改气、电”政策使得农村用电量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煤改电”式的能源转型政策并未产生需求响应行为，或是相对于燃煤取暖的高成本引发了农村节能行为的产生。“煤改气、电”政策应避免“一刀切”执法，着力降低技术门槛和成本、确保政策执行初期的补贴可持续性，使得化石能源转型驱动能源需求侧响应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畅通，最终实现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     

资金时间价值的自然源泉及其应用方式探讨

资金时间价值是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至今为止对其的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角度出发而展开。本文从自然存在的角度,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进行研究,考察了太阳向地球进行能量传送的过程和各种能源的利用方式,认为资金时间价值的自然源泉为太阳能,直接来源是那些于人类有益且人类有能力进行加工的广义太阳能集热器中储存的太阳能。此外,还从资金时间价值存在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条件出发,提出资金时间价值应用方式的主要发展方向。     

能效改善与能源节约：助力还是阻力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分行业的能源回弹效应与综合能耗系数。研究方法：通过编制含能源实物流量的价值型能源投入产出可比价序列表，测算出能源回弹效应与综合能耗系数，结合行业综合能耗情况分析了能源回弹效应的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各行业在能耗方面表现迥异，能源回弹效应也存在典型的行业异质性；中国整体经济能源回弹程度并不高，能效改善可以有效节约能源，但整体经济低能源回弹的表象也掩盖了部分行业能源效率无改善和高能耗行业高能源回弹的事实。研究创新：从系统与结构的视角审视了行业的综合能耗情况，并给出了一种基于能源投入产出表的能源回弹效应计算方法。研究价值：有助于提出整体经济结构优化与节能减排的行业政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双边贸易概况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缓解我国当前面临的能源瓶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文章首先对2007~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能源生产与消费概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能源供需缺口增大,同时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接着分析2007~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双边贸易情况,得出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能源贸易合作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应加深双边的能源贸易合作,加强能源重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形成新型能源格局。     

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路径：效率提升还是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13年以来实行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事件，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目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能源效率提升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和“减排”中分别发挥了10.19%和5.93%的作用，而能源结构转型分别发挥了48.87%和52.95%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结构转型，而非能源效率提升。能源结构转型涉及问题更加宏观和深层，这为中国加快推进节能减排进程，特别是完成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提供政策启示。     

濮阳市能源转型发展浅析

以濮阳市全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实力为出发点,利用区域优势分析方法,选择濮阳周边典型的能源城市为参考样本,分析濮阳能源产业与全省及周边地区能源产业优势对比情况。提出濮阳市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即立足市情,强化顶层组织规划;加快能源体制改革;围绕转型稳步推进新能源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