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双循环战略下的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缝隙”弥合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依赖中国产业及企业在中高端融入全球供应链。受国际环境复杂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缝隙”正在显现。为了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国产业及企业必须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现阶段中国产业及企业还不具备重构全球供应链的实力,面对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缝隙”,要打造中国价值链以提升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瞄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突破几个可自主的核心点与关键环节,通过“多点多线多环”布局强化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的黏连性,加快弥合“缝隙”,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及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当代中国城镇化的问题及提升策略

改革开放让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仍存在需要提升之处:城镇化动力的非经济性因素占比较大,需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乡矛盾依旧存在,需要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协调因素,需要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和谐进行.政府需要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功能持续加强,引导制度革新,通过制定公平的政策来协调各方利益,消除阻碍市场体制建设的障碍,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意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

本文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等问题,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的思考.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内涵和外延做了初步的界定,指出了既往"经史合一"和"经史分离"的研究路径各自的长处和不足,而后以个人的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为基础,展示了"纳史入经""以史解经"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本文强调了"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协同效应价值评估

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法，能否为重污染企业带来协同效应价值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收益法改进，并综合应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B-S（Black-Scholes)模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进行评估。最后以中欣氟材收购高宝矿业为例，评估其绿色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并购后管理者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管理效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