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湖南城镇化水平与发展路径研究

从总体上讲湖南城镇化水平滞后,具体表现在：中心城市不强、城镇发展不平衡,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产业布局不合理,以及城镇化质量与管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等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区域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园区布局;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城镇质量;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全面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路径选择

传统发展观下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两大缺陷:一是以土地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二是以人口数量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恶化了城市容纳和承载能力。在经济新常态下,城乡协调、产业创新、经济效益和居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中心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耕地保护制度的倒逼作用,加强城镇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在产业创新和民生事业发展基础上激发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长江上游成渝、黔中、滇中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问题的思考提供了生态维度的思考路径。论文首先从理论模型角度分析了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长江上游城市群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运用实证检验分析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滇中、黔中城市群次之;成渝、黔中、滇中城市群中,城镇化—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并且通过运用变量替代和不同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其表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是提高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改善民生的关键举措,在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力量,由农村过渡到城市,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带来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如地区之间存在产业结构差异、城乡发展差异、基础设施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些因素都可造成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探究我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原因,并从这些众多的因素中总结出主要影响因素,从而改变原有发展条件、创造新的条件以促进城镇化高质量的平衡发展.     

城乡分割会走向城乡融合吗——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在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通过设定CP模型对城乡关系发展进行了研究,发现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包括本地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拥挤成本效应和市场一体化效应等五大因素.其中,前三个效应对城乡关系产生负向作用,后两个效应产生的正向作用.五大效应交互影响,促进了城乡关系从分割逐步走向协调,进而走向城乡融合.使用四川省县域经济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与理论模型的结果相吻合,同时认为四川县域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发展前期,即城乡关系曲线的左侧,也就是城镇化加速期.根据这一结果,提出积极有序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构建完备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等建议.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既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也能加快城镇化发展。当前,我国应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时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典型机制与差异化研究

本文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构建包含大气、土壤、水体3个要素的环境质量研究体系,选取国务院按照新标准监测划定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效果,进一步识别其在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既加剧了环境污染排放又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居民消费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途径;城镇化推动模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城市、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本研究为政府在环境约束下如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