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际视角的分析

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助力人口转变升级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文章置身中国具体情境,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7),从信息成本视角和家庭代际视角两个维度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其生育意愿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已育史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再育意愿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对于已育个体而言,上网频率越高对再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加显著;代际"数字鸿沟"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也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当子代和父辈存在较大的代际"数字鸿沟"时,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繁的个体,父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育儿经验和子代通过网络获取的育儿知识相冲突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家庭矛盾,进而抑制个体生育意愿.反之,当代际"数字鸿沟"较小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亦有所减弱.文章的发现对于提升个体生育意愿以及生育率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及其影响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也是以长期债务形式体现的赔款。本文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利率水平、支付流程及经济影响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庚子赔款本金4.5亿两,是清政府 1903 年财政收入的 4.33倍,但通过债务化偿付,每年支付赔款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2)按购买力折算,庚子赔款本金约占1900年中国GDP的2.1%;(3)与当时主要国家长期债务利率相比,庚子赔款4%的利率属于中等水平;(4)将庚子赔款与德国“一战”赔款进行比较,发现赔款本金和占经济总量比重,中国低于德国,但中国每年支付赔款的财政压力高于德国;(5)庚子赔款偿付对近代中国的财税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外籍海关税务司借机成为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第二财政”,外商银行藉此强化其“隐性中央银行” 地位,赔款还催生了货币流通的“新周期” 和“新危机”。总体上,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不仅受政治外交形势主导,也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跨国经营存在密切联系。赔款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偿付总量,也取决于经济治理能力和财税金融制度。国家财税金融制度落后,则受到冲击较大。     

现代“银行”一词的起源及其在中、日两国间的流传北大核心

本文将概念史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探究了现代“银行”一词的源流。现代“银行”一词最初从文献译介渠道诞生,但其流传不广。1862年,在中国的外商信用机构由“银号洋行”简称“银行”,它是现代“银行”一词的直接起源。其后“银行”从中国东传日本,19世纪末,“中央银行”等词又从日本传到中国。本文揭示了研究概念起源既要考察同形词的含义是否相同,还要进一步探寻含义相同词的起源是否相同等方法;回答了为何长期误传“银行”源于日本等疑问;看到了有无“银行”名称是中国早期银行史两个阶段的标志等更多历史面相。     

首都“海聚”荟英才

城以才兴,才因城聚。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正迎来城市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有力引擎,而海外高端人才则将成为北京抢占的下一个高地。北京求贤若渴,留才有道。2008年12月,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成立。4个月后,北京发布《关于实施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的意见》和《北京市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京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北京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启动了北京海外人才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