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遭到抛售,全球陷入流动性恐慌。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力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由此也导致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与西方国家无节制的政策扩张不同,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出了“跨周期调节”,以助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老龄化、住房价格与宏观杠杆率

通过构建DSGE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引入家庭、企业及政府部门借贷机制和老龄化冲击,从住房价格及宏观杠杆率视角研究老龄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住房投资品属性的扩展模型中,面临老龄化冲击后,我国居民杠杆率会上升,住房价格会暴涨后暴跌,可能造成房地产泡沫破裂,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技术冲击还将使居民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并使其与老龄化冲击叠加,房价暴涨暴跌的效应会倍增,房价泡沫破灭后,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不考虑住房投资品属性的基准模型中,老龄化冲击对房价从而对宏观杠杆率的负面影响明显减弱。我国必须构建"房住不炒"机制,完善及推广"以房养老"政策,营造良好金融投资环境,缓解老龄化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冲击。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市场化债转股：基本逻辑、实施挑战与应对策略北大核心

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在我国尚处于初探阶段,面临诸多新挑战,缺少经验可循,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比较此轮债转股与20世纪90年代末债转股,本文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由盛转衰、企业负债高企、金融脆弱性增加,是推动债转股的共同基本逻辑。但本次债转股的根本目的、实施原则、转股对象、实施主体、资金来源及转股定价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银行开展债转股时面临项目筛选难、机构设立难、资金募集难、投后管理难、稳定收益难、股权退出难等新挑战。为推进银行更好地服务债转股,建议完善制度与政策保障,扫清银行推进债转股中的障碍;同时,各主体应加强协调配合,政府应发挥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银行要主动承担实施主体的责任,做好募、投、管、退各环节的工作。     

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基于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国2011年开始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监管银行的行为,杠杆率指标不考虑资产的风险权重,有效地控制了资产从风险水平较低向高风险转变时所引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工具的失效。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研究杠杆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引入之后能否缓释与弱化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发现,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程度,提高了银行的稳定性。并且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银行资产质量越差时,引入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产生的风险缓释效果越明显。同时,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     

资本结构研究之动态权衡理论新证据

本文研究了井购交易对中国主并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以检验关于动态权衡理论的假设.针对2000-2010年发生的158宗并购交易,通过托宾模型预测了主并公司在并购发生前后的最优杠杆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并购对杠杆率偏差的影响.结果显示,主并公司在并购前存在着资本结构对于最优值的偏差;主并公司运用并购来矫正该偏差,由于矫正过度,它们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长期内继续消除这种偏差.基于对经典研究方法的三点改进,本文结果显著支持动态权衡理论,并且比先前的研究更加符合经验证据.稳健性检验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方面的行为模式与美国上市公司高度一致.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中国宏观部门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

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各国刺激政策加码,将推动杠杆率的上升,形成债务风险,而债务风险的积累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债务风险会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分担,因此研究各个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对债务风险传染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探究了中国各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和各部门的杠杆率情况,银行部门承担了较多的债务风险,风险向银行部门聚集,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需要关注债务风险的产生和分担情况,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降低债务风险。     

加杠杆是否已终结

未来中国的经济表现更有可能落在第二或第四象限,即可能会出现非系统性的信用风险,经济的局部领域存在去杠杆的压力,但是这仅仅会影响到总体加杠杆进程的快与慢,而不能扭转加杠杆的趋势。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杠杆率水平?在当前杠杆率水平下是否一定会经历去杠杆乃至爆发系统性危机?这是目前各方面讨论并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绕不开的话题。我们对二战以来各国债务周期的梳理发现,在大规模信贷扩张(加杠杆)之后通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