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中欧班列开通与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文章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了沿线城市低碳发展；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推动中欧班列建设及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四化”建设与地区碳强度减排——基于横向比较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构建“四化”衡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减排视角下“四化”建设与碳强度的解耦状态、作用机制及影响关系。研究表明：考察期内省际“四化”建设水平稳步提升，“四化”建设与碳强度的解耦状态突出表现为扩张性负解耦，且解耦演进过程中省份间存在时间及空间差异性；地区间“四化”与碳强度的关联程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现象；短期内“四化”与碳强度的动态响应较为明显，远期而言“四化”对碳强度的冲击效果逐渐减弱；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对碳强度的动态影响分别呈现“N”型“、倒N”型、“U”型和“倒U”型的作用趋势。     

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对策建议

论述了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特殊意义,从完善政府工作机制、突出重点服务领域、调整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流程和规范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与研发投入

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一个天然外生冲击,并基于2013—2016年1214家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此外,分样本回归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只能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