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域下城市机构养老服务模式思考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未富先老"的现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养老难题,给城市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严峻的养老服务需求,应该引导和鼓励多主体参与城市养老,城市养老方式应该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和发展,提倡构建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为辅的城市养老方式。文章着重描述现阶段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成都太古里餐饮集聚现象研究及分析

城市综合体作为现代城市的标志性产物,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同时城市综合体内餐饮集聚现象也成为餐饮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文章基于城市综合体研究现状,以成都太古里为例,归纳其餐饮集聚的特点,并从地理位置、新零售空间的利用、文脉主义思想、文化包装等角度分析其成功因素,为未来城市综合体可持续发展提出展望与措施型建议。     

对“Nature”的顺应与接受——解读《沉思录》中马可·奥勒留的人生理念

《沉思录》是马克·奥勒留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对于《沉思录》的解读,主要在于马可·奥勒留所处时代与其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冲突下所具有的一种顺应与接受"Nature"的这样一种人生理念其诞生的缘由。主要有五个方面,既来自命运的一切都是符合"Nature"的;人们是"Nature"的一部分,因而顺应"Nature"是我们的义务;以及遵从"Nature"的安排使马可·奥勒留获得了幸福的人生体验;何况"Nature"的安排不能被阻止,所以也没有人能阻止人们按照"Nature"生活。这些思想让马可·奥勒留在战乱的年代可以获得宁静的境界,并且这些缘由带给我们的启示至今仍旧值得我们思考。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彻底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这一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探索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道路,藉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的发展道路.     

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之完善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石的债权人主义是在商业银行特殊治理模式下对股东至上主义的制度修正.债权人主义下,发挥债权人的公众监督作用是强化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实现债权人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制度存在外部宏观审慎监管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内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作用难以发挥等公众监管实质缺失等问题.因此,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完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外部监管要充分发挥债权人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监督作用,内部公司治理要重构董事会,发挥独立董事的"居中裁判"作用,为债权人的利益发声.     

新一新古典综合的历史由来(上)

正如凯恩斯的名言所说的那样,“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我们之前对经济理论的介绍,对经济现象的探讨,其实都是在一个思想体系中展开。这就是被称为“新一新古典综合”的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体系。体系中的各部分内容组,合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控的系统性看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一新古典综,合世界观认为“经济是一个被播了沙子的市场体系”。     

中美关系:大国竞争已成定局

中美关系的缓冲只是暂时的,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不会改变。2021年,中美关系最大的“缓冲剂”就是拜登的正式就职。在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的疫情控制、经济重启,将成为其首要任务。从当前的各项预测来看,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回归传统政策思路,重视多边主义,重构盟友关系,利用现有国际组织推动其政治诉求。多数机构预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将转向保持遏制以及有限合作。     

商法与民法在外观主义原则适用上的差异性

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编撰的当下,有必要在理论、国内外实践等方面厘清学界一直争辩不休的商法与民法之差异问题。从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上看,由于意思表示的判断标准、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可行性和必要性等存在差异,使得商法将该原则广泛适用,而民法则将该原则作为一种例外适用,在理论上存在适用思维的差异。这种适用思维的差异在实践中有关外观主义原则的条文和案例得以体现,例如,与《日本民法》相比,《日本商法》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大,其适用该原则保护第三人效果也更强;在没有商法典的我国,这种适用范围、适用效果的差异也可从近期的《民法总则》的修订过程、2018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解释以及现行《合同法》等中得以体现。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国内外实践中商法与民法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该差异应在接下来的立法中得以体现和贯彻。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战略转型与变革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历经恢复调整、初步确立、转型完善、深化改革到全面建设等5个发展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探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变革逻辑与动力机制。结果显示，路径依赖是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保持结构稳定性与内在连贯性的基本阐释工具，体现在回报递增效应、多主体协作效应和制度场域自我强化等方面；关键节点在政治逻辑作用下成为科技人才政策变革的原始驱动力，其本质是在保证政治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建构以绩效为核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进一步，在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缓冲器”式中介组织为核心的行政认同、市场协调和学术本位之间的合理张力，进而推进利益相关者群体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成为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不断自我革新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