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国家间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原则研究

互惠原则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适用中仍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尤其是在两国之间尚未存在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相关国际性条约的情况下,互惠原则可谓是一份外国法院判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决定性因素。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在中国—东盟的各国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其的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此情势下,互惠原则的适用便成了首要考虑的因素。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应当以此为契机,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发挥互惠原则中的礼让精神,将"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理念与互惠原则的适用充分结合,积极推动推定互惠的适用发展,进而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法院判决相互流通,也有助于提升各国间的国际合作力度。     

中国多边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安排——对解决四大难题的建议

在中国实现判决的自由流动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多边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安排,以取代现有的两大双边安排。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区际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现状;然后,论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在陆港澳之间建立一个多边判决承认和执行安排,并且这个安排可以扩大到中国台湾;最后通过和美欧区际判决承认执行法比较研究的方式,提出如何解决建立这个多边判决承认和执行安排面临的四大最严峻的挑战: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和港澳的资本主义法的冲突、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冲突、薄弱的区际相互信任和欠缺可以受理来自三个法域案件的终审法院。     

论我国承认与执行“一带一路”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制度完善

在“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完美地解决贸易法律纠纷势必涉及承认与执行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关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完善路径,通过与沿线国签订相关的双边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和区域性公约的制定、完善国内立法以及借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定等,以期在“一带一路”进程中进一步提升司法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进行。     

论惩罚性环境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由于环境损害事件影响广泛、受害人众多,发达国家法院在审理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经常会判处惩罚性赔偿.传统民法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准刑法"性质,因此各国大多会拒绝承认与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文章指出,随着环境法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承认惩罚性判决的趋势.但惩罚性判决明显违反中国的公共秩序,中国应该拒绝此类判决的执行.     

浅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问题是内地与香港司法协助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尽管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协议,无法满足日益紧密的两地民商事往来,但还是在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上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论国际法中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区别——以管辖权依据多元化为视角

在当代国际法多元化的管辖权原则中,各项原则的运用所具备的条件不同,且在法律实施的阶段做为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也不相同。法律的运用不仅涉及法律的制定也涉及法律的实施,因此,管辖权可相应分为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然而国际法中的立法管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在行使司法管辖时仍以属地原则为主要依据。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制度环境与制度距离的视角

通过关税的不断减让,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伴随关税的持续降低,其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终究有限。后自贸区时代实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深度一体化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口。基于一国制度环境及国家间的制度距离会对贸易成本尤其是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以2002～2009年中国-东盟七国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及双边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东盟七国间的贸易的确具有显著影响。当前各国间较大的商务制度环境差异意味着后自贸区时代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和政策协调,以及自身市场化改革、转型,通过缩小国家间的制度距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向深度一体化迈进具有较大的空间。     

中国—东盟国家间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基于“一带一路”背景

近年来,随着东盟各国日益成为我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要聚集地,构建我国与东盟各国间更加有效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当前国际社会所积极致力的BEPS14改革行动及同行评估程序将必然对未来我国与东盟国家间税收争议解决机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为使我国与东盟国家间税收争议解决更有效,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包括构建更加畅通包容的MAP启动机制,更加互通互信的MAP协商机制以及具有一定刚性纪律的MAP终结机制等。     

论社会变迁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影响——以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为视角

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变迁实在层面"三个变迁与交织"的状态、社会治理观念层面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以及社会治理主体和模式层面从单一性向多元性的转变,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强化社会管控、依从公众舆论、平衡利益冲突,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衡平刑罚的惩罚性和矫正性双重价值。     

抢抓历史机遇 开拓东盟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的思考

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全面实施 2009年8月，在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中国与东盟成功完成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同时，自贸区已于2010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论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财税法为视角

随着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扩大,获得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对于社会公众利益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性的特点,其医保筹资正从过度依赖个人筹资向以公共筹资为主的方式进行转变,但还存在公共筹资不足、地区投入不平衡、逆向选择和政府职能失位等困境。基于财税法视角,我国政府和市场应通力合作,有效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快促进政府筹资责任上移,并实行税费分征制度,同时配套制度供给,以有效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制度,最终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和谐发展。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