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目的 系统研究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对丰富和深化乡村地理学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和量化统计等方法,构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相统一的“美丽森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 （1）整体上,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呈现“中部局部集聚,四周小分散”的棋盘式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凝聚态势,显著性较强。（2）区域上,国家森林乡村在六大流域和八大区域上呈现典型的不均衡性状态,西侧澜沧江流域与北侧长江流域分布最较多但密度小,滇西、滇西南数量多于滇西北、滇东北和滇东南。（3）空间密度上,大致形成东西、东北—西南走向的两个高密度带绵延区和四个高密度集聚中心。（4）空间相关上,空间正相关显著,由西侧热点区向东侧冷点区过渡,呈现东西相反的对称格局。（5）影响因素上,“山—水—坝”相间的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是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生态价值地位的提升,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基础性地位更加牢固。结论 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反映了当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特征,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表达。     

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目的 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是稳秩序、保民生的现实需要,科学设计评价体系和开展测度分析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方法 文章依据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构建涵盖绿色循环发展、供给提质增效、经营管理优化3个维度的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2010—2019年全国及31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 （1）2010—2019年全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19.20%,时间上具有向好发展态势,空间上呈现自西向东发展水平依次提高的格局;（2）全国发展水平具有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总体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内差距扩大态势明显、东部与西部两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内差距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3）全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单极化趋向逐步凸显,从长期看三大区域均存在发展差距扩大的倾向,但呈现中东部趋向多极化、西部趋向单极化的变化态势。结论 发展畜牧业应当坚持生产规模与资源环境相匹配,因地制宜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方向的生态生产型体系,积极发挥好东、中、西部地区在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探索种养结合、草牧一体的现代畜牧业。     

丘陵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时空分异与演变特征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2001—201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微观面板数据,探究丘陵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时空分异与演变特征,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L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时空分异和演变特征展开研究。结果 （1）从时间序列上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变化呈现3个增长阶段：2001—2006年低速增长,2007—2010年快速增长,2011—2018年缓慢增长。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类型由少变多并逐步趋向综合类发展;（2）在空间扩展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先从渝西、渝中地区向渝东北扩展,再扩展至三峡库区带,但不同产业类型各阶段空间分布特征相异且变化明显;（3）在空间格局上,农民专业合作社除渝东南地区分布较少外其余地区均分布较广,除牲畜、家禽、花木、果蔬产业呈随机分布外,其余产业及合作社整体呈显著聚集分布;（4）不同产业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空间尺度的依赖性不同。牲畜、家禽、花木、果蔬、食用菌、粮油6类合作社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集聚强度先增强后减弱;（5）空间集聚分布呈现差异化,各产业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均形成单个或多个集聚中心,主要聚集中心为奉节县、渝西地区。结论 自2001年以来,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重庆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改变了原本主要以规模分散生产经营的家庭作业模式。因此,今后应依托其优越的区位条件、不断增强的消费需求,利用信息技术、科学管理办法,培育出更高效、更能凸显当地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也要扎实推进渝东南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工程。     

土地整治功能分区及其整治方向研究

[目的]土地整治的目标开始由注重"新增耕地"向注重"区域功能"转变,土地整治内涵由此得到延伸。同时,也迫切需要推进以提升区域功能为导向的土地整治分区研究。[方法]文章针对我国土地整治分区管理的需求,基于我国地理环境的背景差异及地域功能的定位、土地整治内涵的演变,运用要素加权叠加法、空间聚类分析法和专家经验判断法与区划对比分析法等开展土地整治功能分区。[结果]该文构建并提出了以功能导向为核心的土地整治分区体系和方案,将我国土地整治按地域功能划分为:(1)以生态修复、保护和建设为主的生态功能保育区,(2)以基本农田建设、农地开发整理、提高区域耕地的生产能力为主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区,(3)以城乡用地统筹整治、城市用地内部挖掘为主的经济发展支持功能区,(4)以划定保护区、保护性建设为主的景观文化维护功能区等4种类型区,进一步结合东北平原区、华北平原区、黄土高原区等12个地理空间单元,组合为61个土地整治功能一级分区。在此基础上,评价一级功能区内各县域单元土地整治功能,识别出景观文化维护功能、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生态建设功能、生态保护功能、城镇发展优化功能和城镇发展集聚功能,续分土地整治功能二级分区即各县域的土地整治功能。[结论]基于功能导向的土地整治分区反映了区域功能及其关系对土地整治分区的引导作用,为分区管控和引导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对提升区域功能和加强土地利用功能的联系和互动起到重要的作用。     

武汉与我国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部地区发展的滞后,武汉市城市聚散和辐射功能日益难以承担中部经济中心的功能。基于2000~2006年武汉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城市产业结构截面数据,本文采用区位商和资金利税率偏离度模型对比分解各城市产业结构指标,试图找出武汉未能担当中部经济中心的原因。研究表明:武汉产业结构老化,资金利用效率低下,金融业发展滞后是制约武汉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核心原因。在武汉的产业结构未来选择中,金融业、商贸物流业、汽车制造业、信息产业应成为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方向。     

我国地下金融监管困境的博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下金融规模急剧扩大。地下金融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正常的经济金融构成危害。虽然我国有关监管机构对地下金融进行严厉监管,但收效不大。文章论述了我国地下金融的成因、规模和利弊,并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地下金融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如何打破地下金融监管困境的方向。     

信用修复国际比较研究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信用修复机制是适用失信主体改正自新、为其重塑信用的新方式,是信用惩戒的有机组成.通过梳理信用修复的定义、原则、对象及作用,从信用修复立法、不良信息保存、异议及投诉处理机制、信用修复机构设立等方面比较分析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的信用修复机制,同时分析英美在信用修复监管、美韩及中国在诚信教育、韩国及中国在...     

计算清算所得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三条及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纳税人依法进行清算时,其清算终了后的清算所得,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清算所得是指纳税人清算时的全部资产或者财产,扣除各项清算费用、     

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

［目的］分析评价江苏省现有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与空间差异对建立完善长效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和推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TOPSIS法,选取2010—2017年全省及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内11个指标,计算江苏省及三大区域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值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单项绩效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在2010—2017年8年综合绩效值由0189波动增长到0841,效果初现且具有较强推广价值。（2）经济效益绩效值以年均257%的增长率由0增长到1,效果最为显著,社会效益次之,生态效益自2013年后为绩效值中最低值,与前两项最大差距在05左右,反映出环境改善、农田质量提高效应远低于农户创收、社会公平效应,政策拟合度不高。（3）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存在空间差异,综合来看政策效果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苏南凭借经济优势在2016年和2017年的综合绩效值上比苏中苏北高出01、在经济与社会绩效值以002的差距领先且生态绩效值没有下降拐点,具有长效可持续性。［结论］现阶段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依赖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尚未形成良性长效机制,需从制度体系、环境经济手段、差别化补偿措施、农业补贴结构和宣传等5方面着手,推进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     

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确立为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旅游吸引模式,成为新时期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方法］文章利用ArcGIS102,运用最邻近距离法、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标记在地图上的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究其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呈典型的聚集型分布,从区域角度来看,西部地区示范区数量多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对较少,与传统认知上的示范区分布格局存在一定错位; （2）示范区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江浙皖、湘赣交界、晋豫交界、陕渝交界等地区示范区聚集最多,形成显著的高密度区; （3）示范区规模度差距较大,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省市规模度较大,其他省市规模度较小; （4）示范区空间分布受到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呈现“傍景”“环路”的分布格局。［结论］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省市既要挖掘自身核心竞争力,也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突出示范区模范带头作用,达到辐射周边市县的效果,实现全域旅游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