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研究

股权激励作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一项长期激励机制,将企业经营者、股东利益、公司的长远发展结合在一起,从而促使公司经营者在谋求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代企业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委托代理关系、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相关配套法规政策是股权激励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现状进行了描述,包括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在制度上的发展和股权激励的模式及其特点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尚未完善,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在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提高激励股权数量的意愿可能诱发股权激励实施前严重的盈余管理;股权激励模式会对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实行业绩股票模式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比实行非业绩股票模式时的盈余管理更加严重;行权时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性质也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     

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下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以2004年～2007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力越强,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最终控制人的产权类型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显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私人控股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比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更加敏感,其股权制衡能力的增强更有助于改善激励效果.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变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近年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并组合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弥补了以往对股权集中度研究中单一采用横截面数据及单一采用经典线性回归分析的缺陷。分析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绩效、公司规模、持股主体与行业分布等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变动的主要因素。本文还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有效调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长效激励制度。在我国,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是否真能如预期提高公司绩效,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以2010年5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主板上市公司为例,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     

行业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影响——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不同的行业特征是否会对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产生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鲜有人提及.针对这一点,本文以2006-2009年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证明高科技企业与传统行业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要素——激励强度和激励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然后利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解释了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认为是在市场强制力的作用下,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导致了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股权激励制度安排上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是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一致性的有效手段,对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提高管理效率、防止人才流失,提高经营业绩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股权激励制度安排影响公司管理行为是否符合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支撑公司高管理性配置公司驱动资产的关键。针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建议。     

经理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

公司的经理人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已被认为是公司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机制之一,它能够通过高管人员以各种形式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使股东利益与经理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以此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而股权激励的实施很可能会诱使经理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那么股权激励是如何影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呢?笔者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规模,并通过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前后的盈余管理规模,来探索股权激励计划对经理人盈余管理规模的影响.同时笔者利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规模,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实施前的盈余管理规模要显著高于股权激励实施之后,存在股权激励事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中国上市公司职场激励动机研究——基于股权激励的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作为职场激励的方式之一,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上市公司从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至2012年底已经有375家公司先后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上市公司职场激励动机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尚存在争议。文章以股权激励为例,从制度背景、企业性质等方面对职场激励的动机进行了分析。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至2012年底已经有307家公司先后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尚存在争议。文章首先回顾了关于股权激励动机的主要观点,然后专门针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引入Black-Scholes模型并加以整理,对实施股权激励动机的强弱加以衡量,从公司治理、成长性、公司性质三个方面加以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基于激励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高管过度激励、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证实,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过度激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高管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作用迥然相异。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14年伊始,A股上市公司就掀起股权激励的热潮,截至3月份,已有益生股份、东华能源、鸿利光电等27家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预案。在我国,股权激励在A股市场已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最开始的萌芽期到股改时的冲动期,再到股权激励的相关办法相继出台后的规范期;随着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的长足发展及民营企业的大量上市,目前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随着股权激励计划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普遍推行,大量问题涌现出来,严重影响实施股权激励的效用。     

多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上市公司在是否实施股权激励,激励方式的选择、激励的范围、深度的确定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规模、成长性、绩效水平、股权结构、负债程度等因素均从不同层面对其股权激励行为的产生影响。结论认为创新企业评价体系,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指标是股权激励有效的重要保障。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探析

股权激励制度曾被视为降低经理层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的良方,但安然事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逐渐暴露出该制度的弊端。近年来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迅速推广,一些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取得了“公司业绩增长,股价上涨,投资者受益,公司高管暴富”的“多赢”局面,实际上在表面繁荣、貌似合法与市场化的背后隐藏着大量问题,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已被扭曲为公司管理层牟取暴利的寻租工具。这表明,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程度低、上市公司治理不规范的情况下,不宜大规模推广股权激励制度。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股权类激励方案成本的因素分析

股权激励作为调整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 ,其方案的制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认清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股权类激励方案成本 ,是降低代理成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