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新准则下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新会计准则和金融危机的双重背景下,对2007年至2008年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既体现了资产真实的价值毁损,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大清洗、利润平滑等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但不包括高管人员变更。此外,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对其盈利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背景下,选用2001年至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经济模型,研究了新会计准则执行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新资产减值准则的执行前后,上市公司利用新准则的规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减少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时加大了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背景下,选用2001年至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经济模型,研究了新会计准则执行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新资产减值准则的执行前后,上市公司利用新准则的规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减少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时加大了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中小板公司资产减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针对中小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1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没有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受到了盈余管理因素的影响,即存在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达到扭亏的目的;具有"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为未来扭亏做准备。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问题实证分析——来自浙江的数据

由于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存在模糊性和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上市公司调节盈余的重要工具。《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更加细化和明确了资产减值准备中的问题。如何有效遏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浙江上市公司2005年和2007年资产减值的总体计提情况,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新准则对资产减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为了探讨新准则实施前后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4年至2008年A股1 433家上市公司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分布检验的方法作了实证分析.得出:在新准则颁布的当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以前年度要小;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是很明显.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新准则关于资产减值新规定的效应研究

为了考察在上市公司中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新规定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以2005至2007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部分公司为样本,对执行资产减值新准则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抑制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2006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与2005年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而2007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则明显少于2005年,这说明资产减值新准则中的新规定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     

企业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披露合并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合并商誉信息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合并商誉减值当期计提信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甚微,对投资者的决策参考作用较小,但在长期内合并商誉累积减值信息对股价有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合并商誉及其减值信息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公司应合理核算商誉,规范合并商誉会计处理过程,完善合并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     

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

文章以2007—201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来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的解释变量,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中的影响因素和各种盈余管理动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资产减值计提受经济因素的影响;(2)资产减值计提中仍然存在以"大清洗"、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动机;(3)配股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更多的是出于会计稳健性的要求而非盈余操纵,新会计准则在强化会计稳健性、抑制盈余操纵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在新资产减值准则执行背景下,选用2004年至2009年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新准则颁布实施对于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有所抑制;经济因素对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影响较实施前更为显著;同时,盈余管理动机对资产减值变动的影响程度反向变动.由此可知,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新会计准则体系中,资产减值的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准则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但仍存在不足,仍有上市公司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财政部和证监会要采取措施加强对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监管。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北大核心

2018年资本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出,巨额商誉减值致使上市公司业绩集中“爆雷”,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激烈讨论。通过梳理直接冲销法、永久保留法、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四种典型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备受争议的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进行利弊分析。研究发现:系统摊销法可操作性较强,摊销额对利润的抵消作用会使上市公司更加谨慎地对待企业并购,从源头上杜绝巨额商誉的产生;但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一旦产生明确的减值迹象,计提商誉减值可提升商誉资产账面价值的相关性。基于此,提出未来对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应重新引入系统摊销机制,并在有明确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