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拟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DSGE模型中的缺乏耐心家庭和住房开发企业两个部门中引入信贷约束考虑金融摩擦,以研究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1)贷款价值比的降低能使货币政策很好地达到稳定住房价格泡沫的目标,从而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2)贷款价值比的降低会使外生冲击对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影响更显著,从而能有效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3)金融加速器的引入使房价收入比对通货膨胀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十分敏感。     

金融加速器效应与我国房地产业调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政府对其宏观调控颇为必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微小的外部冲击会造成大幅度的实体经济波动,且对小企业的影响比对大企业大。本文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金融加速器效应在我国房地产业显著,且越小型的房地产企业该效应却越明显。政府在调控房地产行业时,要考虑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房地产企业的不同影响。     

股市涨跌周期与中国经济波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需要将金融摩擦纳入到当前主流宏观经济模型当中,然而目前主流文献集中于刻画银行部门的信贷渠道,对股票市场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引入股票市场,提出了一个关于股市周期与经济波动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从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分析了股价波动对实体经济作用的传导机制,并讨论了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股市涨跌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效应显著影响我国经济波动;为了更好地平抑经济波动,中央银行应该将股价波动纳入货币政策的决策考量范围之内。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融资视角的研究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融资支持工具,贸易融资同样以美元为主导,其规模的变动将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的IS-LM-BP模型,分析贸易融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贸易融资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美元主导的贸易融资的引入会强化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效果,即会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加息将抑制中国产出,推升中国通胀水平,考虑贸易融资后其对中国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将分别放大15%和11%,溢出的传导速度也将显著加快;在微观层面,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企业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贸易融资的引入同样会强化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动本币优先的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土地价格、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土地财政和政府隐性担保融资机制,借此考察在土地财政体制下土地价格的波动特征、驱动因素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2004Q1到2016Q1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土地需求冲击、土地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驱动中国土地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冲击和土地供给冲击是引起短期土地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土地需求冲击在长期中驱动了土地价格波动。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土地财政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正向的土地需求冲击将推高土地价格,并通过抵押约束机制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放大该效应,并进一步对土地价格形成正向反馈,从而引起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在土地财政体制下,正向的土地供给冲击有助于抑制土地价格上涨,并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碳定价、双重金融摩擦与“双支柱”调控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双重金融摩擦和“双支柱”政策的DSGE模型来探究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碳定价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种碳定价政策均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出现一定衰退,但在长期则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2)在面对碳排放技术冲击时,相比碳税政策,碳交易政策下,碳价大幅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在碳交易市场中对碳价设定上下限,可以有效地减轻碳排放技术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3)面对气候政策冲击,包含金融部门风险规避的双重金融摩擦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4)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性供需不平衡会引发一定的通胀现象,但此时货币政策不宜对通胀做出过多反应,而应刺激产出,支持绿色发展,推动供需平衡,从根源上解决通胀问题。引入“双支柱”调控后发现,考虑到经济转型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显著减弱气候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金融不稳定,提高居民福利。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双重宏观效应研究

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财政风险金融化是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财政金融政策中的重要问题。笔者从财政与金融关系理论出发，界定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概念与类型，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财政风险金融化双重宏观效应产生机理、评价标准和宏观经济效应最优点。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层次论证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程度及双重宏观效应。研究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因素影响下，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在财政风险宏观效应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呈倒U型结构，可以延缓财政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预警防控机制的建立应基于双重宏观效应将财政风险金融化保持在低风险区间与预警区间。在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财政金融双支柱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升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效果。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重大危机事件下的不确定性冲击、传导机制与政策协同应对北大核心

重大危机事件所特有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使用综合实证检验与理论分析,系统探讨重大危机视域下的经济(需求侧、供给侧)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影响动态、微观传导机制和政策应对方案。研究发现:重大危机事件下不确定性冲击具有多维性与异质性特征,需求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往往在经济(金融)危机事件中起主导作用,但次生不确定性同样值得警惕。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由于其传导机制的差异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冲击影响。其中,需求和供给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成本推动性冲击,而金融不确定性则在短期表现为紧缩性冲击。在应对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特别是"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混合型货币政策"方案在调经济、稳金融和控债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小微企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生产成本高等一系列难题。面对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上涨,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匹配的现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建立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模式,构建完善的金融风险预防机制,防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是否能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全面改革等挑战,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对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有效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利用违约距离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联合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机制与风险传导机制构建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利用DIFF-GMM模型与SVAR模型实证研究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后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更有效,主要表现为主要经济变量脉冲响应表现更平稳。因此,央行应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中考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的途径及对策研究

2011年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这导致危机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扩大投资规模的地方政府资金突然紧张,财政风险有所上升,甚至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金融风险.本文从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联系出发,分析了二者同步放大的原因,在探讨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的必要前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融资平台贷款实行差异化处理、拓宽地方财政获取资源的渠道、持续改进区域金融生态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稳步化解风险的对策.     

疫情冲击、财政货币政策与助企纾困效应——基于小微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四川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明显,有效地帮助小微企业降低信贷成本和提高营业利润;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会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分布区域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缓解经营压力帮助小微企业纾困,“锦上添花”的效果比“雪中送炭”的效果更加明显。     

金融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考虑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北大核心CSSCISSCI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协同性,央行专注于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可以熨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达到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目标。在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金融变量的效应具非对称性。在本文的DSGE模型中,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是内生的,由于其他变量的反应,简单货币政策意外收紧并不一定会降低系统性风险,当金融部门脆弱时往往会造成强冲击。宏观审慎货币政策添加了逆周期资本要求和金融脆弱性反应,高风险状态下其"逆周期缓冲"机制会减弱意外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获取更高的福利收益,同时兼顾通货膨胀和产出的目标要求,从而更有效地平缓经济波动和维护金融稳定。     

政府债券、宏观效应与政策调节--基于规模和流动性双重视角的DSGE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政府债券规模和流动性的双重视角,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二者对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变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政府债券规模的增加促进了投资,刺激了产出和劳动供给,但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也带来"挤占投资"和物价上升、消费下降等负面效应,同时通过债券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性向金融部门蔓延并形成金融风险集聚;政府债券流动性增强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促进了物价稳定,但也存在"挤占消费"和引起经济波动等负面效应;而政府债券流动性的提升有利于缓释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益,但流动性过高也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本文从促进政府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同发展、总量和结构合理匹配、政府债券与实体经济有机契合、政府债券流动性管理与金融供给侧密切衔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有效利率下界约束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研究北大核心

在全球经济出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三低”现象的背景下,有效利率下界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一个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引入有效利率下界(ELB)约束,对发达经济体在低利率环境中常用的三种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了建模,并在外生需求冲击的背景下评价了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前瞻性利率指引和扭转操作能够有效绕开有效利率下界的束缚,实现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挤兑风险,但并不适合作为常备工具频繁使用。福利分析结果印证了上述政策特征,同时发现,对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央行对稳定产出及控制金融风险两个目标的权衡,对金融风险因素的忽视虽然带来更低的产出和通胀波动,但会加剧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后,本文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珍惜正常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加强对公众的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积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