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竞争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北大核心

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信贷扩张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从而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2590家出口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影响主要来自跨境资本对货币、存贷款及贸易信贷的投资,而跨境资本证券投资规模增加反而会加剧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竞争引发的出口企业商业信用错配、债务成本及融资约束效应在跨境资本流动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而出口价格与贸易自由度提高均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兼论对于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

论文构建差分GMM模型实证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本流向、结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最后检验了资产价格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起正向促进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高,并且跨境资本对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冲击更加显著;2、流向上,跨境资本流出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程度要高于跨境资本流入;结构上,跨境证券投资和跨境其他投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3、资产价格中介效应方面,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联动的渠道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并且三者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减。     

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13家上市银行2005~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贷款集中度的不同代理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可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行业贷款集中度和地区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无显著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依赖于银行规模与其资本充足率,银行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则风险承担行为对贷款集中度的反应越不敏感。监管部门应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范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债券投资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的视角

作为我国商业银行最重要的非信贷资产业务,债券投资如何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理论分析表明,债券投资对系统性风险的综合影响取决于其个体风险分散效应和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孰强孰弱。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2008-2018年25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实证检验债券投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券投资同时具有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增加银行个体与系统关联性的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对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债券投资的个体风险分散效应较弱、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较强;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持有较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债券时,债券投资的系统关联性提升效应较强。本文研究对于监管部门协调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防范债券投资业务引致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资产科目视角下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兼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基于资产科目视角实证分析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同业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助推作用,但“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经营效率和期限错配对影子银行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起到中介渠道的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提高会增强“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金融监管力度提升会减弱“同业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助推作用,并增强“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     

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极端气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深化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对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4—2018年期间281家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极端强降水气候显著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存在明显影响。极端强降水主要通过给银行信贷主体带来经济损失,影响违约概率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灾前的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以及确保银行资本的充足性均有利于弱化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相较于以地级和省会城市工商业和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极端强降水对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域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商业银行应对极端气候风险意识,提高气候灾害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和银行资本充足管理,均有利于降低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离银行信贷渠道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影响不一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或货币供应量增加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银行风险无显著相关性。(2)证券活动越多、存款负债比率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强;资本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弱,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敏感性则相反。银行信贷渠道代理变量影响到了银行风险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流动性囤积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效应”研究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银行要提高对不良贷款考核的容忍度，表明疏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已成为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考察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阶段传导环节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梗阻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偏好水平，且风险偏好的提升会使银行有更强的信贷反应。第二，银行流动性囤积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显著弱化了高风险偏好银行的信贷行为。第三，“梗阻效应”在区域性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刻画出银行普遍进行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梗阻效应”，为了破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困局，应更加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影响。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利率市场化、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股权结构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而利率市场化则会影响二者关联的强度。本文基于2006—2015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三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够削弱银行风险承担;国家控股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弱化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时强化了股权制衡能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不断优化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更合理地管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