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分工、国际收支失衡与金融创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一体化、金融深化和国家之间的金融异质性是这次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源泉促进了国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分工.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赤字,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全球数据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国际分工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

本文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全球失衡问题,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利用1990～2005年4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研究,证实金融-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我们的主要结论。特别地,我们发现,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国际分工新格局加以解释。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储备对全球失衡的影响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官方资本流动的净规模相对较大,并且这一流动往往发生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但是,学者们关于经常账户失衡的研究中,却常常忽视这一特征。根据本文对于官方资本流动的净规模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关系研究,亚太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的官方资本流动规模与经常     

金融发展、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

本文以金融发展的跨国差异为基本前提,通过建立包含资本中间品生产的宏观经济框架,分析了金融发展在国际分工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不同分工模式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根据模型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金融发展差异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差异提高通过加大相对价格差异提高了贸易量,但贸易收支是平衡的;第二,给定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形态,一旦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特定临界值,国家间的分工就会由传统的水平分工转化为产品内垂直分工,贸易不平衡随之产生并逐渐扩大。利用分行业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后认为模型具有合理性。     

国际资本流动态势变化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

在新兴市场国家融入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进出入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激增,其波动性也越来越强,这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产生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也日益凸显。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后,国际金融形势、市场预期等因素变化会使得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并逆转流出,这在金融溢出效应和共同贷款者效应作用下,会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产生极大冲击。中国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提升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积极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合作,努力维护中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稳定。     

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

本文利用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比分析了在开放经济前后两国利率、资本存量、消费和对外负债的变化,研究了封闭与开放均衡时期金融市场差异在形成两国相应经济变量数量差异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金融市场对资本跨境部门间流动和经常账户变动的影响,进而探究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在提供无风险资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的金融部门较生产部门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更强,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恰好相反。由此,金融市场差异通过对资本的配置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使两国经常账户顺逆有别。本文还通过将39个国家2000年后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     

国际金融整合下资金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引入特定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变量等控制变量后,本文尝试检验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三大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动方向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欧地区收入水平与金融深化程度仍然偏低,但随着发展程度提高,未来将由资金流入转为流出。东亚地区的超额外汇储备、贸易顺差与资金流出,被指控为造成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该地区若能够持续进行金融深化,资金可能回流并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现象得以缓解。至于拉丁美洲地区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变量,对资金流动方向并无决定性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仍是决定资金流入能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对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波动三个渠道对一国的就业率产生影响。鉴于此,文章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66个样本国家进行多层嵌套分组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人均GDP水平、通胀水平和经常账户余额三个门槛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可以适当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应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而我国则应在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同时维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     

金融发展不平衡与全球贸易失衡——基于跨时贸易模型的研究

本文从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的视角研究全球贸易失衡,建立一个流动性约束的跨时贸易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差异、消费者跨期消费能力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通过选取86个国家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活力等金融发展指标与贸易余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全球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上缩小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土金融市场,改变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构建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     

服务贸易、非对称开放与全球失衡: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从贸易内部结构出发，分析非对称开放条件下，服务贸易兴起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全球59个主要贸易国家2000-2014年双边贸易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服务贸易净值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服务贸易净值提高100万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减少98.7万美元。在引入交互项之后这种关系依然显著成立。因此，服务贸易的非对称开放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技术进步和利率上调可以扭转服务贸易对经常账户的抑制作用。第三，金融危机之后，服务贸易和经常账户的负向关系进一步强化。后危机时代，全球失衡现象有可能继续恶化。第四，分位数回归发现，在低点位处服务贸易净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更为强烈。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国际收支一级账户变动来源分析

文章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账户的变动状况,全面展示198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账户的变动情况,并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账户结构出发,针对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变动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变动源于货物贸易余额的变动,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波动源于证券投资余额的波动,外商直接投资余额的稳步变动不是影响资本与金融账户波动的主要原因。     

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与经常账户赤字的有效调节

本文选择93个国家在1977～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全球性经常账户失衡的现状。在深入剖析经常账户高赤字的具体融资途径及其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对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对经常账户赤字调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本流入突然中断能够显著影响经常账户赤字的调节,并对其经济意义进行阐释。最后就此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的状态进行预测,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带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和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金融后进国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国家储蓄小于投资，经常账户逆差，净输入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账户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这样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账户“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在行业的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使得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     

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应对之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优势更多地表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阶段和环节的优势,从而使得国家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称之为全球价值链,相应地,这一新国际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可称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相比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全球价值链模式下全球贸易的本质内涵已经发生深刻     

人口结构、资本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本文将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将人口结构提升为影响长期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进行探讨,采用面板协整检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混合最小二乘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似无相关模型等实证方法,对一个基于全球126个国家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对于经常账户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人口结构是长期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理论。     

人口结构、资本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本文将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将人口结构提升为影响长期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进行探讨,采用面板协整检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混合最小二乘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似无相关模型等实证方法,对一个基于全球126个国家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对于经常账户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人口结构是长期资本流动和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理论。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

本文构筑横截面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对金融不稳定和国内资本产出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会使一国的金融稳定状况恶化。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内资本产出率没有直接的正面促进作用,但通过促进金融发展,它可能会促进国内资本产出率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国内资本产出率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短期内,金融发展反而可能对国内资本产出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资本账户开放因此会带来双重风险,所以我们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时,必须保持谨慎、有序和渐进性,并且必须同其他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相配套。     

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调整及其影响

一、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概况 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净对外债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迅速累积的对美国的债权.200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6681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为6654亿美元,占GDP的5.7%,可见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主要体现为商品贸易逆差;净对外债务余额为2.54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为22%.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对1980至2005年期间全球范围内106个国家或地区的经常账户失衡调整进行了研究,通过界定经常账户失衡进行调整的事后标准进而识别出经常账户赤字或者盈余的不同调整期间。在对经常账户调整期间合理识别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国际经验,并且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经济变量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文借助于近30年的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情况对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调整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