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发展作为消费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人均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了居民消费，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消费促进作用表现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最小；且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5—2018年285个地级以及上城市的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城市、南方城市、大中城市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用户规模效应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传导机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继续贯彻"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城市的带头作用,通过增加互联网用户规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及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系统阐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普惠金融通过激发社会底层动力和内在活力推动技术创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互联网+”在东、中、西部地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岔。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确实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特征，其形成的交叉作用加强了“互联网+”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究竟有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能否平等地获益于普惠金融呢?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018个县域的数据,分层比较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减贫增收作用的异质性及促进减贫增收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作用要明显小于非贫困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缺乏,内生决定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对于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因此,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实施不同的瞄准机制,避免出现"瞄准性偏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的精准性.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环渤海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20年环渤海经济区内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可以有效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小,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则相反,但其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发生率。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水平,早日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实现经济区内城乡共同发展。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中国当前的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强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作用,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农村信贷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问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共同富裕特征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我国3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31省市2003-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Moran’I指数和散点图进行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其次,通过建立SLM、SEM和SDM三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都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更为显著;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空间变量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金融发展可度量为金融-规模、金融-活动和金融*效率三个主要指标.利用OLS和GMM回归、面板单位根、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得知: (1)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效应,即所谓的倒U关系. (2)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强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取得了显著作用,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3)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农村信贷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减贫效应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广东省20个市2013-2017年的数据测算泰尔指数,用以衡量收入差距,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和分位数模型的再检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包含城乡多种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能精准反映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需要再检验。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真实效应,基于微观机制分析,文章在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结果发现：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的增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非单一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出准倒“U”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