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经济学供需模型的制度化改进与初步运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分析工具是供需曲线,而这一模型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过度”简化,缺失的重要环节就是交易费用或制度安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制度安排的相关研究,在传统供需曲线模型所包含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两项内容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交易费用曲线并对其做了结构化分析,构建了制度化了的供需模型,探索了当前认识条件下经济学供需模型的“统一场论”。进而,本文运用这一模型提出了资产增值的“不可能三角”,需求曲线的两个镜像关系,以需求弹性推导组织要素“侵蚀”能力及合约选择定律,交易费用限定资产交易边界、暗含市场规模的界定等创新性结论,体现出这一理论模型能够深刻诠释现实经济运行的能力,希望以此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与争论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制度短缺与激励的失效——对国企改革中产生的“代理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

相当部分经济学家以此为基本理论框架,解析和解答分权式企业潜存的“代理问题”,认为“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和“代理人”竞争机制的引入,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条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的一部著作——评《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1］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恩论著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运用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为前提。然而,在现实理论工作中,常常出现误解、错解甚至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需要澄清理论是非。经济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所著《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一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实际事实,对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个事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理论是非的梳理、辨析与评说。全书内容分为四编：误解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评析;应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错解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股份制理论。该书把错解分为三类：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列原著中某些理论的误解。例如《不要错解恩格斯讲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没有了》一文,辨明恩格斯1891年讲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没有了”,是指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不应将其误解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远在19世纪已是有计划的了。日、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其二是“错误和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如《究竟该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文列举了一些“错误和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比如,有人宣传马恩著作不应区分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句句是真理,应当固守,甚至将自己错解了的马克思理论当做教条。有人对邓小平转述的毛泽东的话：“马恩列都犯过错误”,手稿“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念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并不认同,等等。文章对此进行了辨析。其三是任意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曲解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这种言论,该书在多篇论文中对其进行了系统、中肯的辩驳。该书43篇长短不一的对有关误解错解的评论,大多涉及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有没有和要不要“大公无私”》、《三个“是否有利于”究竟是判断什么的标准》、《不要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评对马克思“普照的光”观点的误解》、《雇八个工人是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界限么？》、《怎样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指什么？》、《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观点》、《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几个经济理论概念是非界限的探讨》、《怎样正确理解〈资本论〉中有关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等。拿后一题为例,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理解和把握问题。中央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不少学者和媒体做了错解,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现在搞市场经济,要改由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都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应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才是其实现形式。所有这些评论和辨析,都显示出卫兴华教授精深的学术造诣、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的学术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错解、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现象几乎一开始就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前,学界一般都是正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也存在误解、错解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存在于学术理论探讨的各抒己见之中,没有什么人刻意否定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上述情况继续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扩大以外,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随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西方论著的大量涌入,淡化、歪曲、诋毁、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任意修改或公开曲解（包括指鹿为马式的公然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各种思潮和理论呈扩张之势,有时甚至甚嚣尘上。在有的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成了“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已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向前进,实在是一切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学人的共同责任。这其中,就包含着踏踏实实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错解、曲解乃至诋毁、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思潮进行学术层面的科学辨析、评论和批判。卫兴华教授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我赞同卫兴华教授在这本著作“自序”中的一段话：“我认为,如果有人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在理论上不赞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或整个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张生产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或供求价值论等,有他自己选择的自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能强迫谁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我反对任意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思想宝库,是我们立党立国、改革发展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它可以产生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大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个严谨的学者,应当有一种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而又严肃地对待当前纯洁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大问题。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     

分工思想何以被忽视 ——以马歇尔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分工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却一度被忽视。其缘由何在？本文以马歇尔为中心，做了思想史的考察。发现马歇尔的分工思想内含于对组织的分析中，这一分析采用了生物类比的方法。该方法与经济力学方法的兼容性是有争议的，这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有关“报酬递增与代表性企业”的争论，使主流经济学走向了“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这一背离马歇尔思想的道路，这是分工思想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明斯基与主流经济学：渊源和分化*

在其学术生涯中,明斯基从最初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逐渐转变为如今为人所知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因而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所边缘化。2008年这场“大衰退”令主流经济学界“重新发现”明斯基。然而,由于明斯基所构想的经济图景或世界观、所遵循的方法论和相应的模型化表述方式以及所主张的政策含义都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因而纵使主流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向明斯基洞见靠拢的趋向,也注定了明斯基的思想无法被主流经济学所真正理解和吸收,以至于依旧徘徊在主流思想的边缘。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来自北京市文化创业企业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环境下,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公司治理实践上看,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任人唯亲”呢？本文基于最优授权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使用一个独特的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有创业经历的或文化水平低的企业主更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而男性、有管理学背景或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主更不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为何不能四两拨千斤

通货紧缩、过剩经济、买方市场是近年来我国理论和实务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提出要借鉴治理 192 9- 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经验。在那场大危机中,美国政府实施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配套运用了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工具。在财政政策上,罗斯福政府抛弃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实行赤字财政,用举债的方法举办公共工程和落后地区开发,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罗斯福新政”把美国从深渊中挽救过来,对缓和经济危机、促进经济恢复和减少失业起到很大作用,同时,也为美国经济开辟了一条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来摆脱危机的道路。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剩余产品、资金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三者的关系

剩余产品是不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这是关系到马克思再生产基本原理的两个理论问题。对这两个“唯一源泉”的认识,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重大分歧。     

股票市场专家操作空间的理论研究──股票市场委托专家运作的可行性

风险莫测的股票市场上,成千上万的股民在英勇搏击。其“熊”吼“牛”奔的热闹程度,声若硝烟弥漫的战场。时时闪现在“多”光“空”影中的股民“部队”,有如下三大类:第一类是涉市不深、持股不多、缺乏风险投资分析能力的散户跟风族;第二类是久泡股市、囊纳巨款、有一定操作经验的大户炒家;第三类是用丰富的知识和纯熟的技能武装起来的,拥有科学先进的分析手段、掌握准确及时的信息来源的职业投资管理机构或专业投资人,简称专家。这三种人的专业化程度和股市的操作水平,依次一个比一个高。因而其平均获利率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其中,专家操作的专业化技术水平显然最高,获利率也当然最高。很简单,专家获利率必然高于市场平均获利率。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重要启事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刊的学术品位和质量,更快更好地反映国内外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本刊内容更加贴近现实、贴近作者、贴近读者,本刊将进行一系列重要改革。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1.自2005年第10期开始,本刊内容和栏目将作重大调整,调整后的栏目主要有:理论探索:本栏目主要刊发原创性的经济理论文章和独立研究的理论成果。对这类文章的基本要求是:观点具有创新性,理论有深度,逻辑严谨,方法规范。这类文章可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也可以是不联系实际经济问题的“纯”理论探讨;可以是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和大量使用现代经济数量分析技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