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审计管制的一些探讨

我国对民间审计实行的是政府管制，这种管制模式已不适应我国民间审计的发展现状。在后安然时代，美国的民间审计管制模式已经由以前的自律管制向着以独立管制为主的混合模式演变。结合我国民间审计管制的现状，通过与美国民间审计管制的对比，得出结论：我国应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独立型管制模式，以对我国的民间审计实行更有效的管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与创新——基于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相统一的扩展视角

基于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相统一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整体、组织结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准入退出等功能上存在的缺陷。为此，提出诸如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多元化、政府进一步放松对民间金融的管制、推动一个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建立与“三农”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创新的政策建议。     

金融热点问题之我见

当前,在推动金融改革方面,怎么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产业,怎么防范金融风险,怎么理顺金融监管思路,成为人们着力关注的三大问题。基于现实的分析和理论的思考,认为：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关键在于大胆尝试、准确理解“自担风险”、正确理解“民间资本”;靠人际关系和利益相关防范金融风险是短视行为,虽然在一时期一定范围内能够生效,但难以抵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即“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值得进一步研究,建议修正为“合规放松管制,合力加强监管”。     

我国民间资本监管制度的合理设计——美国次贷危机产权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资本的监督制度一直过于严格。我国民间资本供给充分,但大多处于游离状态。与此同时,国内民营企业对民间资本需求欲望强烈却常常陷入融资困境中。为此,我国应当在完善民间资本监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放松对民间资本的管制,给予私人产权以充分的发展空间,使民间资本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得以健康发展。     

直销监管应统一标准

国际直销进入中国二十年,一方面,据2009年不完全统计,中国直销行业做成了1000亿元以上的市场大蛋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研究或采用这种新型营销模式;另一方面,异地据点、打着资本运作幌子等从事传销活动的组织仍然很多。所以,中国直销监管成为了当前政府和民间行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规范、扶持与发展民间统计

由于人们统计意识淡漠，民间统计规模小，信息质量不高，限制与影响了民间统计的发展。应给予政策扶持与明确的法律定位，以规范约束民间统计运作，推动民间统计的迅速发展。     

统计作假及其整治思考

统计作假有统计体制、统计机制、统计法律、统计方法、统计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根治统计作假，统计系统必须实行完全垂直管理并将国家统计局提升为国家统计委员会，实行内外双重督查，尽快修订《统计法》，提高服务功能，开放民间统计。     

民间借贷市场可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现有金融制度存在不足,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却有大量民间资金闲置,诱致性地促动民间借贷制度的产生.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内生于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揭示了民间借贷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持,我国应该进行金融制度创新,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发展民间借贷市场,使之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合理、合法、公开”地发挥作用,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是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核心问题。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应考量自由、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因素。我国目前确立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应当结合实践、经济学和比较法上的经验，将民间借贷以主体为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法。对于一般民事主体为借款人的借贷，在利率规制模式的选择上宜采用客观主义模式下的“硬上限”，其利率上限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对于商事主体为借款人的借贷，灵活运用“软上限”的规制方法；对于放债人借贷，其利率规制应由专门性法规单独加以规定，不适用一般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的借贷利率上限。     

基于产学研的旅游院校音乐专业民间音乐课程体系教学诸模式构想^＊——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产学研基点上的旅游院校音乐专业民间音乐课程体系的教学诸模式,不同于一般的民间音乐课程教学模式。它的教学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其共性的总模式是“教学为本,研创为魂”的四结合双层面模式,其子模式包括多样化原生态教学、多方位产学结合、渗透性研创渐进等模式。在实习基地的建构上,有校外的单纯企业和企校联合基地、校内的模拟企业和真实企业基地等模式,实习组织方式有校内外基地分批集中实习、非基地分散实习等模式。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总体上是培养集“研”、“发”、“策”、“演”、。管”多种能力于一体的综合型人才,具体有研发策划型、研发表演型、研发管理型等人才培养目标模式．     

论吸纳民间团体参与决策对公共冲突化解的积极作用——以台北宝藏岩聚落拆迁冲突的化解过程为例

在公共冲突中,民间团体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以组织化的方式提出主张;另一方面,它能够以组织化的方式管理民众的不满。政府以适当方式将民间团体吸纳到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有助于产生更具可行性的冲突解决方案。台北宝藏岩聚落拆迁冲突化解的案例表明,政府吸纳＂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参与拆迁改建规划,对冲突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一典型案例对公共冲突管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安排

内部控制来自企业组织内部,是伴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而发展,更确切的说是伴随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而发展成熟的。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密切,它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管理监控系统,是公司控制权的具体体现。在公司内部治理中,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降低交易费用是内部控制的本质。它与公司外部治理的关系(政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外部化。完善内部控制必须从公司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控制环境三方入手。     

基于组织治理的双创企业合伙机制及行为路径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双创企业的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但少有研究探讨双创企业的合伙行为。以若干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双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利用Nvivo质性研究工具,基于组织治理视角探讨不同经营情形下双创企业的合伙机制和行为路径,分析表明：个人与个人的合伙以“资源互补”为核心,通过相机控制机制完成“孵化→共赢”的经营过程;个人与法人（组织）的合伙以“持续互补”为核心,通过分时权变机制完成“成长→共赢”的经营过程;法人（组织）与法人（组织）的合伙以“中间纽带”为核心,通过分时权变机制完成“竞合→共赢”的经营过程;上述合伙行为路径均能形成创新激励,实现风险共担和合伙共赢。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状及改进对策——以创业板为例

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深化对当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结构、控制权结构与实际控制人、组织机构结构的认识,找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合理建议。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思考

不管是历史形成、参与主体还是控制内容,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都有较大的差别,但两者都源于委托代理问题,都是为了解决组织效率的问题。消除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解决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客观生成和适时传递。     

多中心治理视角中的农村非营利组织研究

乡村治理的单中心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解决我国乡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包含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多中心乡村治理体系。农村非营利组织存在行政色彩浓厚;发展领域不均衡,利益表达功能薄弱;运行不规范,地域性强,规模偏小;组织间缺乏协调和合作;严重背离组织宗旨等问题。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推进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     

行业协会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本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从其功能来看,它具有传递信息的中介作用,还具有优化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避免重复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难易程度来看,这类组织目前正处于发育初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重组和调整阻力也较小。因此组建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区域性社会中介组织,使之成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和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论我国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存在内部人控制、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能有效行使决策权、监督机制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产生除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股权结构不合理、缺乏现代公司治理观念以及政府对企业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等特殊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研究框架与文献述评

控股股东控制是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股权集中类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解决控股股东为实现＂超控制权收益＂而＂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控股股东＂掏空＂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掏空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动机、途径、影响因素及如何抑制掏空行为进行综述,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企业集群边界问题研究

随着企业集群的迅猛发展,集群组织边界的识别与界定已成为实现企业集群有效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企业集群生产与交易活动中的企业能力、资产专有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等4个维度,对企业集群的组织边界进行了识别和界定,以期对企业集群的治理实践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