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金融摩擦与资本配置效率北大核心

金融开放是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推动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03—202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开放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金融摩擦对金融开放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金融开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2)金融摩擦会降低金融开放带来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程度。(3)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开放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非国有企业体现得更明显。本文最后为我国金融开放和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互动关系研究

利用民族地区8省区1997—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Geweke分解检验、协整检验及建立协整模型等方法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较强互动关系,且以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为主导;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尚不稳定,且主要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互动关系。民族地区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     

我国各省(市)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了五项主要金融发展指标,对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确存在长期的促进作用,并且"规模扩张"仍然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相对发达省份的"金融效率"指标有明显提升,而相对落后省份的"金融规模"指标仍然较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层面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自主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对自主创新具有稳健的正向提升作用;(2)知识产权保护在金融发展影响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增强,金融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对自主创新具有显著递增的促进效应,但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反而有所削弱。     

中国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中贸易出口的贡献度一直较高,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本文旨在理清我国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金融发展、金融改革的提供借鉴。本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动态影响。     

城镇化、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现阶段我国城镇化、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在短期会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长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提升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抑制作用,但是相对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具有持续性;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比例约为城镇化的4.6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中贸易出口的贡献度一直较高,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本文旨在理清我国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金融发展、金融改革的提供借鉴.本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 VEC)模型,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动态影响.     

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当下我国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支持作用,厘清金融自由化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调节关系,有利于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互融互促。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金融自由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以金融自由化为门限的双门限效应,即两者存在非均衡性关系。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受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负向调节。当市场化改革处于初步阶段时,金融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化改革漏洞凸显,致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正转负,非均衡性抑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本文分别探究了金融发展中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不同金融自由化程度上,金融发展各方面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国情分别从金融自身发展及其自由化改革和实体经济自身积累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基于动态DEA与PVAR模型的因果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4-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银行业,数字金融对银行运营效率具有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较低的银行运营效率对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力逐渐提升,数字金融和银行运营效率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数字金融与银行运营效率的双向影响在金融集聚度高的区域与银行主导区域显著存在。数字货币基金对金融全行业运营效率具有逐渐趋弱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和金融集聚度低的区域尤为明显。     

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评析——以韩国为例

本文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分析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在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解释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韩国的金融开放程度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数据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开放引致的资本流动以及韩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金融发展,但是过度金融开放导致的资金超贷、对短期资本流入的依赖以及外资在银行业的控股地位增加了韩国银行业的不稳定性,不利于韩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开放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再检验——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投资规模增长和投资效率提升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颇富争议的话题。本文借助Lane&Milesi-Ferretti(2007)的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应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影响投资的"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渠道。整体而言,金融开放促进了样本国家和地区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地降低了不同群组经济体之间投资产出指标的离散程度。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能够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挥联合调节作用,支持金融开放促进投资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假说,即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方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     

贵州省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协调发展研究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但金融发展中往往存在着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发展的非协调发展,从而制约着金融功能的发挥.以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相关评价指标对贵州省2009～2013年金融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利用SPSS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回归,结合协调性测度模型对贵州省金融规模、结构、效率进行协调性测算,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在2009 ～ 2013年间协调性较好,且趋向于更加协调;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性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程度次之,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协调发展程度较低.根据现状考察和协调性测算的结果对贵州省金融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评析——以韩国为例

本文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分析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在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解释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韩国的金融开放程度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数据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开放引致的资本流动以及韩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金融发展,但是过度金融开放导致的资金＂超贷＂、对短期资本流入的依赖以及外资在银行业的控股地位增加了韩国银行业的不稳定性,不利于韩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开放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1978-2006年间的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经常账户开放以及大银行集团等变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强大的银行集团不利于金融发展;不过,即使考虑大银行集团的影响,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开放都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而稳定的促进作用,但两者同时开放将削弱这一作用;并且,随着经济开放度增加,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开放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不断降低。因此,成功的经济开放不仅要考虑合意的开放次序,同时还要谨慎把握开放的速度和程度。     

金融开放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以东亚国家(地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开放推动了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大量的国际资本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经济波动的隐患。结合东亚经济体的实际特点,本文采用Aghion等(2004)提出的动态开放经济模型来分析金融开放对东亚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利用东亚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差异,金融开放对于东亚不同类型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不同,金融开放缓解了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但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快推进国内的金融体系建设,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     

金融开放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以东亚国家(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开放推动了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大量的国际资本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经济波动的隐患。结合东亚经济体的实际特点,本文采用Aghion等(2004)提出的动态开放经济模型来分析金融开放对东亚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利用东亚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差异,金融开放对于东亚不同类型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不同,金融开放缓解了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但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快推进国内的金融体系建设,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5—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估计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值,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的演进,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越显重要,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另外,我国金融发展还处于"供给引导"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的引致需求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对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提升效果欠佳。     

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研究

依据2011—2020年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考量金融科技对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显著，其中支付创新、贷款可获性和数字化程度促进了金融市场规模发展，金融科技使用深度、贷款可获性以及数字化程度对银行体系规模的影响显著；金融科技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作为一种“门槛变量”增强了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居民消费对金融科技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理财观念或消费习惯变化改变了资金流向，进而影响了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发展，失业率降低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助于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效应。     

金融科技、科技金融与区域研发创新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统一框架下金融科技、科技金融与区域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对区域研发创新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其中金融科技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作用影响区域研发创新,科技金融通过资本回报率影响区域创新研发;金融科技的提升作用更侧重于研发产出和成果转化阶段,并随着创新流程的深入不断上升,而科技金融更聚焦于研发投入,并在研发产出阶段展现了一定抑制作用;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交互效应对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中、西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金融发展影响地区专业化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根据空间分工理论,地区专业化包括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通过从资本形成、资金流动、风险分散、要素流动等方面阐述中国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机制,采用1995～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产业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而职能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效率和发展深度的提高;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