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可采集到数据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借鉴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分别在FDIs、ER的门槛效应下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FDI在FDIs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N"型走势,但第一阶段回归不显著;FDI在ER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U"型走势。(2)区域比较分析发现,以FDIs为门槛变量时,东中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以ER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中部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西部呈负相关。(3)其他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工业用水效率之间呈正相关,水资源禀赋和国企比例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负影响,教育水平提高、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用水效率提高,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不强。     

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变化研究

采用1985—2011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1985—1994年、1995—2003年、2004—2011年三个阶段,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1985—2011年的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2004—2011年的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效果更为明显;1985—2011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对外开放、通货膨胀和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2004—2011年仅城市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因此,近年来我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对安徽省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升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安徽省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安徽省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安徽省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外贸易和政府参与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推动安徽省制造业升级，还会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静态水平及动态变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环境技术测度了2003～2009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碳排放绩效的静态水平、动态变化,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处于上升状态,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在区域之间极不平衡;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其改善皆起正向作用,技术进步的作用力度大于技术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因素、能源因素、对外开放以及环境规制等对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安徽省农村金融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方法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必将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实证分析安徽省农村金融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安徽省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农村金融效率提出建议,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DEA—Tobit模型测算安徽省2005—2018年的农村金融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安徽省农村金融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在2005—2016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2017—2018年有所上升;安徽省农村金融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相对偏低,纯技术效率相较而言稳定偏高;农村总体经济水平、农业化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安徽省农村金融综合效率起积极作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水平、农村经济膨胀水平对其起消极作用。     

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金融冲击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长江经济带环境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4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CCR模型与DEA-SBM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非期望产出的引入降低了效率水平,少数省份对环境变量的引入较为敏感;2004年—2012年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之后略有上升;环境效率由下游到中游到上游依次递减,上游、下游各省市间环境效率差异大,中游各省之间环境效率差异较小。实际人均GDP、能源结构、地区因素与环境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对环境效率无显著影响。     

连片特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基于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个县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12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县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改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农民增收,且并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与金融规模扩大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效应。此外,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作用,而公共财政收支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为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及农民的金融抑制问题,必须大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力度,提高各类扶贫资金和政策性担保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2）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虽然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的制约。     

开放式创新对我国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分析——基于R&D经费外部支出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封闭式创新不能满足企业缩短研发周期和降低研发成本的需求。因此,企业更加重视开放式创新。采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Frontier4.1软件就开放式创新对我国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SFA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创新对全国整体和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在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作用,本土企业间研发合作对全国整体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在5%水平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在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作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在5%水平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开放式创新三个细分维度对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中西部地区本土企业RD活动以内部RD为主。     

湖南省耕地数量变化与城市化进程相互关系探讨

采用湖南省1997~2007年的耕地面积数据,分析湖南省耕地资源变化及城市化发展过程,并借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模型,计算了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度。结果表明,湖南省耕地资源数量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变动关系;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数量协调度呈阶段性分布,总体呈现出＂基本协调—不协调—较协调＂的演进趋势。     

安徽省城镇化进程与流通产业发展关系研究

城镇化与流通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在不同地区各自的发展环境下,二者的关系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立足于安徽省1993-2012年20年的城镇化水平和流通业产值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安徽省流通产业发展是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格兰杰成因,而城镇化进程却不是引起流通产业发展的格兰杰成因,从而提出应当积极发挥安徽省流通产业先导作用的建议。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实证分析

我国的城市化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在短期内,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前碳排放偏离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较大;长期内,碳排放量的增加会伴随着短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存在一定的＂时间延滞＂;城市化是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却不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建设低碳城市。     

城市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活跃的金融部门，对绿色TFP的提升有关键作用。然而，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载体，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传导效应影响绿色TFP，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理论分析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直接作用及通过金融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并借助"一带一路"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绿色TFP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影响。通过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的间接传导效应，城市化进一步恶化了绿色TFP的增长。门槛效应表明，城市化在以资本市场衡量的较高金融结构下，对绿色TFP有正向的传导效应，而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则不存在这一促进机制。一方面，应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破解当前城市化自身对绿色TFP负向影响的核心。另一方面，随着金融部门的日益重要，应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优化改善金融结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重点。     

影响城镇居民环境意识的因素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和环境污染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和环境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比较平均数的分析表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受访者的环境知识得分较高,但在加入教育程度之后的多元回归中,城镇化对于环境知识的影响消失,教育成为影响环境知识的最主要因素.多元回归分析还表明,环境的恶化和环境知识的提高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环境价值观.     

城镇化、要素禀赋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345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土地城镇化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度最大,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路径不显著;土地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强度最大,且强度方向为负,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最小。EDA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城镇化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弱;土地城镇化对不同区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较弱。     

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在理论分析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的方法来探寻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转换特征。当经济金融化水平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以前，对该区域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其跨越"U"型曲线的顶点后，对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便开始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邻近区域城镇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并不显著，而是存在显著的、线性的负向关系，会制约邻近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工业化和农业人力资本两个控制变量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城镇化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湖南省的动态计量分析

在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城市化综合水平与产业结构相关指数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综合水平对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产值结构综合指数、就业结构综合指数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城市化与产值结构综合指数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且对产值结构的影响短期内为正、长期为负。城市化综合水平对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与就业结构综合指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均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并且其冲击长期内能解释产业结构预测误差的70%左右。城市化是促使湖南省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重要因素,整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煤炭资源型城市聚集经济与城市化水平研究

运用可变权系数综合评价模型对2002年中国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基于1999～2002年度煤炭城市面板数据,应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煤炭城市聚集经济水平;结果表明,我国煤炭城市城市空间经济结构效率和其城市化水平并不具有正相关性,许多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煤炭城市的聚集经济较差,并没有显示出城市化经济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