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维度界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科学性--"增量利益关系论"评介

现有主要经济法理论,是从主体维度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方法论"来考察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产生的现代性,要求从时间维度的"传统现代部门法二元结构假设方法论"来界定其调整对象."增量利益关系论"是从时间维度来界定调整对象的.从时间维度来界定调整对象,经济法就可以真正从调整对象上与传统部门法区别开来,进而彰显经济法蕴含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价值.     

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政府干预经济权利的合理约束以及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合理分配,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可见社会经济功能是经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分别是:利益分配功能、信息传递功能、激励功能、节约交易费用功能和整合功能。五种功能彼此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从而共同努力,彼此作用,以实现经济法的社会经济目标,最终保障各个功能的实现来推动整个经济法系统功能的最佳发挥。     

数字经济中经济法原则运用的相关理据和逻辑推理

在过去的经济法学领域,人们为求得共识,对经济法原则的研究机械性重复,弱化了其生命力。在当下,数字经济及相关市场迅速发展,亟须经济法予以回应,而经济法又面临着时代发展未定因素与市场风险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经济法基本原则加以厘定,并通过对经济法原则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得以运用的理由及其事实依据的分析,以及对经济法原则运用的价值判断逻辑和现实运用逻辑的阐发,探寻和彰显经济法原则在数字经济调适中的价值指引作用,以助实现数字经济时代新场域的良法善治。     

以增量利益说诠释经济法视野下的"收入分配"

增量利益说把经济法定义为增量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法。收入分配决定着人们在一定社会中利益的实现及实现程度。这与经济法的功能-调整增量利益的分配关系一脉相承。因此以增量利益关系论诠释收入分配，既可进一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也可为我国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提供有益的建议：     

论经济法的定位及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不能把经济法仅仅定位于"国家干预"之法,否则,将难以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应该说经济法不仅是政府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之法,而且也是干预政府之法,它要求国家在干预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即"干预政府",只有把这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实现实质公平和效率、达到社会全面和谐.经济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有序、稳定、协调和良性发展,与和谐社会具有一致性,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机制.经济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应具体包括政府干预、政府参与和干预政府.     

社会公平问题的经济法思考

针对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传统部门法面临着挑战.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体现在通过保障国家调节和规范国家经济调节权,克服因市场与(或)政府的失灵所带来的不公平.中国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而中国经济法也是为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缺陷和社会公平问题而产生的.因此,中国经济法应该担负起解决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任务,实现其社会公平价值.其价值可以通过制定、完善和实施相关经济法得以实现.     

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

实现乡村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最高要求和最鲜明的标志.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构成了实现乡村善治的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治理主体维度,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政府负责是关键一环,社会协同是重要依托,群众参与是基本前提.治理体系维度,要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坚持以自治为核心,法...     

科学发展观应成为经济法的重要理念

由国家干预主义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原则,由可持续发展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经济法理念走过了一段不断完善之路.经济法的经济性决定了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性,经济法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对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法的自觉性和强制性的结合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经济法理念的实现途径是社会责任本位,而其实现的方法则是政府的规划和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公平：经济法的终极关怀——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许多经济法学者认为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种以经济学领域的效率价值替代法学领域的公平价值的认知是危险的。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补充和矫正的法部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社会公平为指针的。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和具体法律制度运作效果评价都必须经受公平原则的检验。因此,公平是经济法的终极价值目标,"效率优先"的命题在经济法中不能成立,只有在实现公平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效率。     

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利益分配失衡与政府对策:基于分配正义视角

基于分配正义理论,以应得原则与平等原则为核心,揭示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制定者与使用者利益分配在行为应得、规则应得、机会平等和基于差别原则平等四个方面的失衡表现。同时,通过对韩国政府的经验分析,提出为了协调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利益关系,我国政府可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行为应得利益、维护规则应得利益、保障机会平等权益以及扶持弱势主体利益四项措施,实现分配正义目的,从而推动经济提质增效。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