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与管理行为的误区及其矫正

企业文化与管理行为的误区及其矫正郭元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企业开始重视企业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并把它作为企业管理的法宝之一。但在企业文化建设和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出某些误区，主要表现为：一、＂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及行为，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需转变的落...     

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美国GE公司CEO继任规划的启示

继任规划在企业追求长期战略和持久业绩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CEO继任规划则是企业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美国GE公司由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CEO继任规划程序，从而保证企业能够培养合适的CEO候选人。公司CEO继任规划包括内部接班继任、内部竞争继任、突然政变继任和广泛选择继任等4种方式。每一种继任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公司的继任方式。不同的公司如何选择适合的继任方式取决于公司本身的条件。目前，我国企业正在进入经营者大换班高峰期，可以借鉴美国GE公司CEO继任规划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继任机制。     

CEO与CFO任期交错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吗?

本文以2001～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CEO与CFO任期交错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与CFO任期交错可以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倾向;同时,这种抑制作用只有当CEO权力较小时才显著,当CEO权力较大时不显著。总之,CEO与CFO任期交错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但这种治理效用的发挥具有情景效应。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CEO特征与新创企业战略惯性——来自C4.5决策树的经验证据

现有观点通常认为，大企业具有惯性，而小企业具有灵活性。已有研究关注CEO特征与一般企业战略惯性的关联，较少考虑相关结论对新创企业的适用性。此外，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因果推论展开，鲜有基于预测角度的定量研究。采用机器学习中的C4.5决策树算法，以我国2009—2019年经营年限在12年以内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基于CEO多维特征构建的C4.5决策树能否预测新创企业战略惯性，并进一步分析CEO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对新创企业战略惯性，基于CEO特征构建的C4.5决策树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在众多CEO特征中，CEO学历、持股比例和收入是预测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的3个关键特征；CEO特征与企业内外部环境间的6种交互均会导致新创企业产生战略惯性，即殊途同归。结论有助于深化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理论解释，为新创企业战略管理实践提供启发。     

游走在权力天平上的CMO

考虑到销售是企业的生命线，不少企业的CEO总不由自主侵犯公司CMO（首席营销官）的“领地”：有的企业CEO本身就是一个超级销售代表，对CMO的工作干预过多，CMO做久了就像个傀儡；或者是CEO限制CMO的财务权力，让渴望获得财权、营销决策权的CMO感觉不平衡。     

外来的和尚念新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需要企业领导者发起和支持，当受到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阻碍而难以创新时，企业可能依赖CEO继任以激发创新。作为CEO继任的核心问题，CEO继任来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前期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分析CEO遴选过程，通过分析不同来源CEO继任者在继任情境下的企业创新决策机制，探索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前任CEO作为重要情境要素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PSM模型和Heckman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前任CEO的任期会减弱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上述负效应。     

融资约束下CEO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企业R & D投资扭曲

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以我国2003-2014年沪深上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对R&D动态投资模型和投资扭曲模型进行面板分析发现：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CEO过度自信对企业R&D融资约束影响更明显,从而导致其对R&D投资扭曲的影响也更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易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CEO过度自信会造成其投资不足,而对于不易受融资约束的企业,CEO过度自信并不会造成其过度投资。因此,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只在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才成立。     

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CEO的金融背景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CEO的个人特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采用2008-2017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研究样本，结果发现：金融背景的CEO具有更冒险的行事风格，更熟悉金融领域操作规范，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和投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采用DID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显著。进一步地，CEO的这种影响在更能够发挥CEO个人影响力的低盈利企业和非“北上广深”地区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结论佐证了“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中CEO个人特点能够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的结论，同时，为今后企业是否聘任金融背景的CEO提供新的思考，金融背景的CEO虽然具有更冒险的行事风格，为企业带了一定风险，但也能够在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中发挥一定作用。     

创新可以持续吗——过渡期新任CEO印象管理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

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会不可避免地发生CEO更替事件,新任CEO过渡期采取的印象管理行为会通过企业战略决策与资源投入影响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探讨新任CEO自我推销与增持股份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剖析前任CEO留任董事会与组织惯例的调节作用,并基于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过渡期间,新任CEO自我推销与增持股份有利于企业持续创新;前任CEO留任董事会在新任CEO自我推销与企业持续创新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组织惯例在新任CEO自我推销、增持股份与企业持续创新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可拓展CEO印象管理对公司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范畴,帮助新任CEO化解早期解雇风险,维持企业动态竞争优势。     

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CEO维护声誉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生不同变化。在有效契约假说下，为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CEO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寻租假说下，为掩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CEO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文章结论丰富了CEO声誉理论研究，为经理人市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CEO技术专长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CEO技术专长对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及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CEO技术专长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规模大且CEO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明显高于规模小且CEO实施限制股票激励的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更突出。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任CEO合法性获取与资产剥离研究

近年来，新任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越来越普遍。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继任来源与资产剥离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继任的CEO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由于面临着更严苛的内外部合法性压力，外部继任的CEO需要采取向外部传递信号的策略和对内部进行关系维护的策略来建立合法性，因此外部继任的CEO会进行资产剥离以满足其实施策略性行为的资金需要。异质性分析发现，CEO个人风险目标越高和企业经济效益越高，外部继任的CEO越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非家族成员新任CEO和家族成员外部继任CEO更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外部继任的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能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为此，新任CEO要积极建立合法性，在资产剥离时要对公司的资源配置合理取舍，企业要促进新任CEO与其他高管成员间的搭配和融合；外部利益相关者要加强对新任CEO与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新官上任“四把火”——如何诊断商业环境创造突破性业绩

博思艾伦咨询公刮2005年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CEO Succession2004》透露，全球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CEO离职率再创历史新高，14．2％的主管离职。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亚太区（不包括日本）是更换CEO最快的地区，约有17．5％的大型企业更换了CEO，比2003年增加230％。据国际知名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Christmas跟踪统计，2006年离职CEO任期40％不到1.8年，50％上任甚至不满1年。     

首席信息官、企业领导者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技术越来越普及，然而数字创新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探讨企业数字创新前因。以2011—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的企业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更大，数字创新绩效更好；②企业领导者（CEO）的商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CIO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及数字创新绩效，CEO的政治关联没有显著调节作用。通过调查CIO和CEO的角色，深化对数字创新前因的理解，推动数字创新理论研究，为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CEO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CEO是分享了部分剩余控制权的企业最高行政长官。CEO治理模式的形成 ,不仅适应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需要 ,同时亦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重要标志。引入CEO模式是我国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外来和尚未必会念经

在引进洋CEO的过程中．战略需要是最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有跨国发展的计划，或者想借助管理者来营造一种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引进洋CEO是有必要的。但必须是自身机制相对完善，而且没有把洋CEO当成救命稻草想法的企业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