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

本文首先概括了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特征,认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格局大致有三个特点:即不平衡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在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独特机制,即强制力主导型。第三部分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定位了面向未来的中国计划发育事业,明确了她的历史使命和近、远期目标。最后就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扼要的分析,认为新的人口政策必须有四个基本考虑,“自然过渡,但要微调”可能是21世纪初叶生育政策转换和调整的上佳策略。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放开二胎政策不应再拖延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大事,理应高度重视、深入探讨,到了一定时候,也是需要果断决策的重大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朝着新阶段上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滞后了若干年,“单独二孩”政策还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应尽快放开二胎生育.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 ——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基于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看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极低，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颇多。究竟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自然机制已经形成？本文基于主观生育率的决定模型，探讨在没有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缺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观生育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对生育的成本-效用的影响。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男性生育率: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国际人口学界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已有70多年,研究内容涉及男性生育率重要性、数据质量,以及男性与女性生育率之间量化关系等。许多国家在男性生育率统计数据上已有积累,挪威、英国、荷兰及冰岛等国已走在前列。我国尚未开展男性生育率的系统研究,原因可归结为:生育率研究重应用轻理论,有功利化倾向;对国外人口学研究内容的关注有偏颇,对国外人口理论研究关注较少;生育率研究的创新力不够,男性生育率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被忽视;男性生育率统计指标未纳入现行生育率统计指标体系,男性生育率数据空白。阐述了我国开展该领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政策取向研究——基于山东及部分二孩试点地区的经验分析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和市民收入出现多元化,现行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难以继续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城乡统一生育政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的计划生育效果,当前的人口形势,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政策生育率,国际社会的经验等问题,提出了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Fertility,income and welfare in an OLG model with regulated wages

We analyse the effects of the regulation of wages in a standard one-sector OLG model of neoclassical growth extended to account for endogenous fertility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and unemployment benefit policies financed at balanced budget. In contrast with the prevailing literature, which has failed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inter-temporal context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minimum wages may be introduced not only for equity reasons, that i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w-paid workers, but under suitable conditions—i.e., if production is sufficiently capital oriented and the unemployment benefits are high enough—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source of increased economic performance despite unemployment, i.e. a regulated-wage economy performs better than a market-wage economy. As a consequence, since higher minimum wages raise per capita income together with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long-run income per-capita may exist. Further, the lifetime welfare of the representative generation may be increased as well. Finally, the wage rate may also be treated as a policy instrument for the control of population growth.

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对北京市2006年和2008年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查。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对目前各省市在生育政策调整时城市和农村依然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提出看法。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省市,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How will fertility imbalances affect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Fertility Health Survey

Using 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Fertility Health Survey of 1997 and 2001, we document the preferred fertility level, the actual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se two for Chinese women. We further study the associations of these outcomes with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measured by education levels and tr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se associations.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re exists severe fertility imbalance in China, and the direction of imbalance is opposite in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such imbalance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other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addition, we find evidence showing that besides economic factors,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ertility imbalance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低生育稳定期: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

从人口转变角度审视和分析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形势,提出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独特的阶段,即低生育稳定期。分析了低生育稳定期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时期问题复杂,趋向明朗,是主要矛盾转换期和生育政策调整期。还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转换及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