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融合研究

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为中国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沿用上述两种方法开展后续研究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相似对象下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相等；第二，不同对象间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可比。本文从Cochrane(1991,1996)的资本回报率定义出发，利用投资的q理论构造单一测算思路——资本边际转换率测算方法，将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融合在“资本回报率=资本边际转换率”的经济意义下，实现相似对象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等，并将不同对象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对比建立在可比的资本边际转换率基础上。可以证明，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分别是本文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特定应用。综上，本文方法为未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有效替代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     

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由于存在劳动力剩余,用就业总量和反映人力资本积累规模的数量指标均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用质量指标替代数量指标,选取全部就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含职业教育)至大学本科阶段学历者受教育水平的分布方差来测度人力资本,并构建相应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解释中国1997—2009年间的产出增长。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高于实物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的边际产出贡献高于高等教育。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我国创业投资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年到2003年间我国56个本土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非国有创业投资机构;(2)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规模与回报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上海、深圳两地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4)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周期、退出方式均与回报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本能量,在与物资资本相结合的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功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但在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有很大差异,因此这种能量的发挥也会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梳理了部分学者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研究。理论上,人力资本通过非知识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以及外部效应等相关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推动作用,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实证分析研究中,由于学者采用的人力资本存量计量方法的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学者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显示,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足。     

国有产权、人力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本文在H-K要素错配测算框架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引入企业生产函数,并突破了原有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条件,对1998-2013年间中国135个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及其TFP损失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后,我国90％以上的工业行业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特征;(2)整体来看,我国...     

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与展望

心理资本是大学生提高其竞争力的又一资本,它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和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文章根据心理资本的界定,对近年来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的总体状况、研究方法、当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特征进行探讨,并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做出展望。     

基于VAR模型的人力资本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目前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的较少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利用1985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大量的需求,而我国现存的大量人力资本对服务出口的贡献率却不太显著。因此,切实快速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是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The Case of P2 in Ital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production of legitimate forms of power in our democracies by fram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paganda 2” (P2) — a masonic lodge active in Italy during the 1970s —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This lens emphasizes the role played by network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the exercise of symbolic violence. The experience of P2 is then analyzed to describe, on one h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s that are critical to its success and, on the other, the lodge’s capacity to interfere wi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in Italy. The willingness to control and provoke institutional change expressed by P2’s affiliates also shows to what extent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forms of capital, may represent a threat to public welfare. By illustr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tworks and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underlying our institutions, this cas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P2 is not an exception in the functioning of our democracies.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

The phenome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rapid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trends and pattern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causes underlying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applies th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This analytical approach highlights how rising return to capital relative to wage incomes can b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paper provides the evidence which shows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s been relying on a model that pays high returns to various kinds of capital including financial capital and real estate, while the ownership of capital is very unequal. This finding prompts us to rethink about the causes of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based on the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this pressing issu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外部环境因素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以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房地产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房地产行业特征因素、行业环境因素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资本结构基本符合最优融资顺序理论,房地产行业的盈利水平可以解释资本结构的61．15％,但解释程度远低于工业行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比工业行业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实证结果表明,众多外部环境因素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有重要影响,用行业利润和行业投资者行业特征指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行业环境指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贷款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宏观环境指标,共计7个指标,能解释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的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