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编配能力 、知识场活性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创新战略有效性的调节效应

以网络理论、服务创新理论和知识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网络编配能力、知识场活性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间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并探讨创新战略有效性在知识场活性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网络编配能力对知识场活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场活性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战略有效性在知识场活性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特征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河南省的实证分析

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特征与知识转移绩效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引入潜在吸收能力作为组织学习与知识转移绩效间关系的调节变量。以河南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概念模型中的研究假设。得出如下结论:不同的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维度和关系特征维度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特征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在整个知识转移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在组织学习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调节作用。     

产业互联网下企业创新“竞合”网络与创新绩效

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2013—2019年上市公司之间的专利合作数据,构建企业间创新"竞合"网络,提取了367家企业作为样本,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企业内部创新绩效和对所在区域的创新贡献度两部分,从内到外探讨了企业在创新"竞合"网络中的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产业互联网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竞合"网络的接近中心度与企业内部创新绩效和区域创新贡献度均呈正U型分布,企业创新"竞合"网络的结构洞与企业内部创新绩效和区域创新贡献度也均呈正U型分布,企业的产业互联网战略实施对以上关系的影响均呈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朋友角色导向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作为社会人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可对其竞争优势的获取给出更全面的解释。基于动态能力视角与组织角色视角,对企业的朋友角色导向如何影响产品创新绩效进行探讨,分析朋友角色导向对产品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环境动态性对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调节作用,提出研究假设。收集上海市256家制造商的数据,利用分层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朋友角色导向不仅会直接促进产品创新绩效(即直接作用)的提升,还会增强战略柔性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即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对朋友角色导向的调节作用会产生进一步线性调节作用,而对其直接作用却有非线性倒U型调节作用。此外,朋友角色导向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大于战略柔性这一具体动态能力的作用。研究展示了企业社会人属性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明晰了环境动态性对朋友角色导向影响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调节作用,将朋友角色导向融入动态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的解释体系之中,同时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些新启示。     

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企业家导向及合作经验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外部合作伙伴的差异,将外部合作划分为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两类,分别探究它们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企业家导向和合作经验在该过程中的权变机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214家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对于产学研合作,企业间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企业家导向在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合作经验仅在企业间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种子行业联盟网络中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网络位 置与创新绩效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种子行业的战略联盟网络为样本,用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来表征联盟主体选择伙伴的特征,用网络点度中心性和结构洞来表征联盟网络的位置特征,研究种子行业2010—2015年的创新绩效。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盟有利于组织创新绩效的提高;点度中心性正向促进组织创新绩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结构洞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负;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地理邻近性与组织创新绩效间倒"U"型关系。最后,为我国种子行业联盟网络间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建议。     

孵化网络中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孵化网络为背景,研究在孵企业如何在网络资源共享环境下有效获取资源,并通过网络化嵌入积累关系社会资本,提升创新绩效。构建了资源获取、关系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天津市206家在孵企业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创新效果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孵企业资源获取对关系社会资本的信任和承诺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孵企业关系社会资本中信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承诺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关系社会资本在资源获取和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创新网络和资源配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两栖创新的影响机理——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资源基础理论、网络能力理论、组织间关系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创新网络、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大样本数据调查,运用SPSS软件和smartPLS结构方程对概念框架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创新网络(网络特征、网络联结和网络位置)对资源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两栖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网络能力正向调节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两栖创新的关系。     

创新网络强度、冲突类型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一个交互效应模型

创新网络是中心企业与其周边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网络,由此将优先获得创新信息和资源等优势,这些优势能否转化为创新绩效,取决于团队内部的冲突管理有效性。就是考察企业的创新网络在什么样的内部冲突过程中更可能产生高创新绩效,明确冲突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外部创新网络强度确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合作式冲突会显著正向调节企业创新网络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一步放大创新网络强度的积极作用,更高效地转化为创新绩效。而同样发现,对抗式冲突和让步式冲突作为两种消极的冲突类型,两者对创新网络强度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积极搭建外部创新网络的企业,同时提出了营造内部合作式冲突氛围的要求,为企业内外兼修提供了理论启示。     

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关系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生物制药产业为例

利用209家生物制药企业协同创新现状的调查数据,验证了企业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关系数量、关系结构、关系强度及成员间信任度对其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及研究机构无论在关系数量还是在关系强度方面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都是最为显著的;生物制药企业需要加强与供应商、中介机构和同行业企业的网络联系,并重视提高与政府、金融机构及行业内外其他企业的联系频率;在网络结构方面,企业应着重成为大学、研究机构、同行业企业、客户及金融机构的中心,并加强对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内外企业、中介机构、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依赖性;合作通过企业介绍的数量主要影响绩效中的技术标准制定,企业与客户间相互信任也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产生正向影响。     

绿色创新绩效国际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分析

绿色创新绩效体现企业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发展的创新成果，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运用文献计量法，对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以“绿色创新绩效”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进行聚类图分析和战略图分析，剖析国际学术界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国内绿色创新绩效研究提供参考。目前国际上关于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企业资源、战略能力、研发活动、合作网络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热点议题，未来具有高潜力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创业导向、知识管理等主题。     

校企合作创新网络运行机制调查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根据河南省60家创新型企业的调查数据,从校企合作创新网络的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这5个方面对校企合作创新网络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但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校的科研成果过于注重理论,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校企合作创新网络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组织间信任、网络结构和知识存量对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以知识共享为中介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了组织间信任、组织结构和知识存量,通过知识共享对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了组织间信任、网络结构、知识存量、知识共享和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并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124家企业为对象,运用SPSS与LISREL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间信任、网络结构和知识存量会通过知识共享来影响创新绩效。     

战略导向与组织绩效——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Venkatraman(1989)的战略导向维度,以广东私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战略导向、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战略导向与组织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战略导向是技术创新前因变量,且对绩效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有利于组织绩效提升;技术创新构成部分战略导向维度与组织绩效之间中介变量;企业规模使战略导向、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别,而是否属于制造业的行业特征没有明显影响。     

政府干预、异质性组织交互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已有研究缺乏对非企业创新主体等异质性组织参与合作创新过程及作用机理的考察。为了探索包括政府在内的异质性主体如何通过组织交互实现合作创新，提升政府干预效果，基于异质性理论研究创新网络中政府干预如何影响组织异质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采用SPSS25.0及Process3.3对调研数据进行条件过程分析。结果发现，文化异质性、决策权力异质性及目标异质性均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政府干预正向调节文化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但不能对决策权力异质性、目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组织交互部分中介组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政府干预对“组织异质性—组织交互—合作创新绩效”路径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当组织交互的不同维度分别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与作用阶段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并不总是有效。通过揭示组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管理启示。     

创新网络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元分析

为梳理创新网络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并从中识别关键因素,从知识特性、组织主体属性、组织间关系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等多维度出发,构建创新网络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2003-2018年80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整合分析。结果显示：创新网络组织间知识转移阻碍因素有知识复杂性、内隐性、组织距离和知识距离,组织距离的阻碍作用最为显著;促进因素有转移意愿、转移能力、接受意愿、吸收能力、关系强度、信任、沟通、网络规模、中心性和结构洞,其中结构洞的促进作用效果最强;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集聚因素在吸收能力、接受意愿、知识距离、关系强度、信任、网络规模和网络中心性与创新网络知识转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并且知识距离的双重作用得到解释。     

非对称合作网络中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吉利汽车为例的案例研究

利用扎根理论方法,以吉利汽车为例,对吉利汽车通过全球研发、跨国联盟、内部修炼等在创新合作网络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占据的不同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占据网络中介和富含结构洞的网络位置能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在两种不同的网络位置——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企业家精神均起中介作用。     

How doe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ffe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operation networks upon thei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effect (CI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E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appear. Firs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ven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the CIE of firms, of which the internal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IE. Second,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ix cooperation networks, except firm–government cooperation (FGC)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Third, contrary to some studi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FGC does not demonstrat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These results enrich and supplement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