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近年来针对股市资产价值变动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难以揭示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细节。为克服以上缺陷，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较弱，其中市值变动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改善性消费上，而对饮食等日常必须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影响较小，这可能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投资方式有关；（2）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收入分布和资产配置倾向发生改变，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不同年龄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U型分布。研究结论揭示了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分布特征，为今后股市改革方向提供了建议。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也备受关注。本文将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分为四组,实证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互补型的,其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长期促进作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其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对美国等对日贸易逆差国的直接投资扩大了其与这组国家的贸易顺差;日本对NIEs、中国等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实证结论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减少贸易摩擦以及在对外转移产业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等方面为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借鉴。     

基于连续时间金融理论人寿保险需求问题探究

本文基于连续时间金融理论,对传统投资消费决策模型加以扩展,考察了保障型寿险与投资型寿险的需求问题。保障型寿险的购买主要出于遗赠动机,研究发现最优需求由费率、消费者财富水平、人力资本三部分构成,并且存在反财富效应与收入效应。投资型寿险主要出于投资动机,最优需求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还受其他可投资产品的收益率、波动性影响,并且存在替代效应。本文的分析丰富了国内关于寿险需求的理论研究,对于我国提高寿险需求,促进寿险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日三国金融财富收益率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金融财富的结构和收益率,发现中国的财富实力距离美日发达国家会越来越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实物财富被大量贱卖,金融财富的收益率却长期为负。提高中国金融财富的收益率关键在于调整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金融负债的结构,即大幅提高收益率比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降低证券投资尤其是储备资产投资的比重;另一方面,大大降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比重,提高本国国内投资效率。     

基于投资视角的我国寿险需求实证研究

寿险的微观功能可以分为风险保障和投资收益两大方面，传统的寿险需求实证研究视角多局限于支付能力和风险保障，对投资功能少有涉及。本文在研究角度上，着力强调用投资视角理解寿险需求。通过对1997-2005各年各省市个人寿险保费收入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个人寿险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投资动机和寻求养老保障的储蓄动机，而寻求死亡保障的动机不足；其他金融资产收益率变动对个人寿险的影响以替代效应为主。另外，我们还对全国1999-2007年各月寿险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创造性地采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月度保费收入数据。结果表明：保费收入相邻各月的连续性较差，而年度联系较强；股票指数的变化趋势对保费收入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通货膨l胀对寿险业务发展的正面作用也不容忽视。     

中国股市收益与股本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沪市为对象研究了中国股市收益与流通股本的关系。经验分析发现,普遍存在于欧美证券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小盘股效应”(又称“小公司效应”)在中国一定时期也存在,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大盘股效应”。小盘股效应与大盘股效应的合力造就了中国与众不同的收益—股本U型关系。本文还剖析了形成这种关系的内在机理,认为它是在投资理念转换、获利模式更替的特殊时期两种效应交织发生作用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佐证收益—股本的U型关系,本文对各个时段相对大盘的持有期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投资策略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估值效应的规模及结构的测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中、美、日及欧元区的比较分析

估值效应由于具有对外部资产存量进行调整的作用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规模的正估值效应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的外部财富。文章运用最新估值效应理论和方法,测算其规模并分析内部结构,并在中国、美国、日本及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需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证券投资等外部资产的规模,以提高我国整体外部资产的收益水平,优化外部资产结构,最终通过正估值效应实现外部财富的增值。     

估值效应的规模及结构的测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中、美、日及欧元区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估值效应由于具有对外部资产存量进行调整的作用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规模的正估值效应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的外部财富。文章运用最新估值效应理论和方法,测算其规模并分析内部结构,并在中国、美国、日本及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需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证券投资等外部资产的规模,以提高我国整体外部资产的收益水平,优化外部资产结构,最终通过正估值效应实现外部财富的增值。     

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农户收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从1989年到2006年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均等有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短期中因流动性的下降而正在弱化。分解结果则说明,相对收入位序的改变虽然仍是农村内部收入流动的主导因素,但收入增长的作用正在增加。这是因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层化现象的长期化趋势正导致位移效应的作用下降,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已开始出现“阶层锁定”现象。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农民收入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分析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利用动态计量模型协整方法,得出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即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很大的正效应;非农劳动力的比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很大的正效应,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主要应从以上三方面入手。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差异将对区位选择和政策支持产生不同的要求。文章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判断它们所属的类型,并通过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FDI所处的阶段,从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和政策支持提出建议。     

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研究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其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其传导渠道表现为,通过物价变动效应、资产选择效应、收入预期效应、资产重估效应和投资变动效应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进而影响消费。通过以消费函数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当前人民币升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甚微,暂时还不存在财富效应。但利用人民币升值增加居民财富,扩大消费是未来可考虑的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影响的实证分析

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降低中国水足迹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中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出口增长效应、环境污染效应和国内投资效应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后两者降低作用不显著。分类型而言,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文章还发现,经济规模、水资源禀赋、城镇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和气候因素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外资并未显著提高中国水足迹,用水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水足迹,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中国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高等院校教师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研究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是国际上通行的比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们教育投资收益的一种量化方法,高校教师是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自身教育投资的态度与热情。同时工龄、学历、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收益率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显示:我国高等院校教师教育收益率远低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教育收益率,也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收益率水平,工龄对高等院校教师收入的影响大于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不同学历的教师教育收益率差别不显著,学历对高等院校教师的收入影响不明显。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源动力——基于贸易效应的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战后成功增长经济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贸易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发展的目标。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必须积极投身于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运用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扩张效应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源动力,进而得出利用这样的源动力来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和"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间接效应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工业企业ODI与工资的关系。本文利用Dealogic及FDI Markets数据库中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差异,在34个全行业的层面上进行跨时期和分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ODI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呈"倒U型"趋势,但当前阶段缩小的影响仍小于扩大的影响。中国ODI通过"生产率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并且影响具有时滞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间接扩大了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但影响呈收敛趋势。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扩大影响,而资本密集型行业ODI总体上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ODI当前处于扩大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阶段。但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