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时空演变及环境协调性探究

采用方向距离函数,运用2001—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分析其粮食生产传统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及粮食生产与环境协调性。结果表明:从时序演变来看,不考虑环境污染因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传统技术效率呈现"W型"趋势;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呈现"U型"趋势;从空间分异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除安义县、九江县、永修县、湖口县、彭泽县、瑞昌市等六个县(市)外,其余各县(市)粮食生产传统技术效率均大于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从粮食生产与环境协调性来看,"粮食生产与环境高度协调"的县(市)个数先减少后增加,"粮食生产与环境较为协调"、"粮食生产与环境较不协调"的县(市)个数均先增加后减少,"粮食生产与环境高度不协调"的县(市)仅2012年出现在都昌县、新建县和贵溪市。     

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基于省域面板数据与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观察

本文利用1978-2010年国内省域面板数据,在使用单元调查评估法计算各省份DMU粮食生产污染排放量的基础上,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序列DEA技术,测度了中国粮食生产是否考虑环境因素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于测算结果有较大影响,这对于政策导向意义重大;两种情形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有限,主要靠技术进步单独贡献,并同时存在技术进步与效率损失并存的现象,粮食增长成本与代价相对高昂;从经济增长、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程度来看,国内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表现最优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粮食生产扮演了"双重恶化"与失衡的角色。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数据包络法(DEA)测算2006—2017年的粮食生产效率,同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其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整体偏低,且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呈现出效率调减趋势,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所致;粮食生产效率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但相邻省份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有减弱趋势,而负相关关系有进一步增强趋势,具体表现为邻近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对该省的粮食生产形成空间挤出。     

我国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粮食功能区的比较分析

论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以及Tobit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8—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三大粮食功能区的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各粮食功能区的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粮食主销区的绿色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农作物受灾率、农业规模化水平、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补贴政策、种植结构、工业化程度等外部影响因素对各粮食功能区存在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

考察中国环境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工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本文根据我国30个省市地区要素资源投入、工业产出和污染排放数据,计算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衡量环境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并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区域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发展与环境关系较为和谐,但是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陕西、山西、广西、甘肃和宁夏等5地区工业与环境关系严重失衡。(2)实现环境工业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工业经济结构升级速度、深化产权结构改革,促进企业集团化发展;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投入强度,加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经费的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在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限制高污染、高能耗性产业的进入。总之,只有全面协调、均衡发展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对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概念与内涵的理解,从投入产出水平、区际关系、载荷容量、人地关系等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从效率水平和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在耦合协调性组织内容,并结合均方差赋权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该评价体系既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公平与效率、制度安排效应,也能用于检验区域系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性,实用性强;②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呈现出的特征：水平特征——粗放、低效增长,复合生态系统处在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空间特征——分异明显,其中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异最为明显,而区域四分法大体呈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③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相对注重社会公平而忽视效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其投入效率的影响等。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处于波动性紧平衡状态。本文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粮食结构矛盾及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就应对我国现阶段粮食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稳定粮食耕种面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稳定国内粮食供给,开展多元化国际粮食贸易;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减少粮食消费基数;利用非粮食物资源,分化粮食消费需求;完善粮食加工体系,提升粮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中国省域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的时空演进

提升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效率是当下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基于网络DEA方法对1996—2014年中国省域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效率进行了科学测算,并利用空间计量和非参数核估计方法对其空间集聚、动态演进的趋势及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且实证检验了政府主体、制度环境等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整体逐步改善,但区域间与区域内的非均衡性较为明显;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高值空间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浙江、江苏等为核心的东部省份,但2010年以后以重庆、四川等为核心的高值空间集聚区也逐步形成,低值空间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以及西部部分省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下中国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特征,制度环境对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阈值效应。     

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城市空间结构——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7年中国276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中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综合绩效表现,但城市人口规模越高,多中心结构越有利于实现城市效率和平衡的兼顾发展。单中心结构与空间干预政策组合或多中心结构搭配空间中性政策能够实现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多赢”;进一步将空间干预政策细分为环境污染监管政策和积分落户政策,发现通过采用积分落户政策以控制人口规模降低了效率和平衡的综合绩效表现,而提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管则显著提升了综合绩效。综上,单中心结构+空间干预政策和多中心结构+空间中性政策的组合分别从形态和政策导向视角说明了绿色经济会在空间集聚中走向平衡。     

基于SBM-GML的电力行业环境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环境效率是节能环保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中国30个省份电力行业的实际投入、产出与污染气体的排放量,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了2006—2015年期间各年份环境效率与动态GML指数,分析其静态空间分布与动态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华东、华北、南方地区环境效率较高,其次是西北、华中、东北地区;十年来国内整体与大部分省份环境效率不断提升,这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改善。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es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Using factor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on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with breakdowns by world, OECD, and non-OECD trade. Evidence is found that foreign trade expans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than 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Japan and a roughly equal effect in Germany,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driven by non-OECD trade. In spite of this, demand shifted away from wo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early-1970s, for bo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a whole and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female shares of employment, while no such labor demand shifts occurred in Japa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labor demand and of very similar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r supply, male-female hourly wage differences narrowed in Germany and widened in Japan, for both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hifts in neither labor supply nor labor demand fit with observed trends of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in Germany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