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在亚洲主要经济体增长中的作用解析

采用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资源再配置效应纳入核算框架,然后基于统一的增长核算框架和可比数据对四国全要素生产率做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四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4%、0.6%和2.1%,对印度、日本、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34%、25%、11%和10%。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整个考察期内,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的净效应对韩国、印度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100%、50%和33%,而对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并不显著。     

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换及效率评价——来自199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商贸流通业作为社会再生产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先导产业,增长方式转换相对滞后,地区发展差距明显。文章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层面、地区层面,综合使用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增长方式转换和效率变化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仍然是以要素积累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备资本、劳动双驱动特征,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显著恶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应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全面推进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分地区、分阶段采取不同策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换。     

要素比例、技术差异与出口增加值——基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出口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增加值贸易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了要素比例、技术差异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密集度、要素充裕度,以及相对生产率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但资本要素的影响不显著;要素比例对不同产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需要通过优化出口结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例、调整资本流向和缩小技术差距等途径促进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中国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1986-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度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增长,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来实现;同时,其对中国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而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另外,本文还发现在1986-2003年间中国省级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进口企业对比,进口企业在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上都强于非进口企业,一直进口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最高,东部地区企业和高人均资本行业的企业表现最佳;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7.49个百分点,这种促进作用对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和西部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须重新调整"出口主导,进口从属"外贸发展思路,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战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鼓励中、西部企业和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边干边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快提高。     

我国城市的经济收敛分析-基于时间域的地级市人均GDP和GDP指标对比研究

本文采用分布动态法对比研究了1995-2011年我国210个地级市人均GDP和GDP的动态分布。研究发现:210个地级市人均GDP分布呈现绝对收敛,表明若当前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国际冲击没有较大改变,不同地级市间的人均GDP差距会缩小并达到一个稳态水平。但GDP分布呈现俱乐部收敛,即GDP水平较低的城市和GDP水平较高的城市分别呈现明显的聚集现象。通过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城市人均GDP和GDP分布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因素和要素流动因素。     

不良贷款约束下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全域生产可能性集合,文章构建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8-2013年不良贷款约束下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整体来说,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略有下降,主要来源于技术退步,东部地区农商行生产率变化轨迹呈"V"形,而中西部地区农商行生产率变化轨迹呈倒"V"形;产权制度改革对技术效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货币政策、新监管标准以及产业转型政策对技术变化具有负面影响;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中间业务技术含量和实际GDP增长率的提高能有效促进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生产率增长。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H-O定理和S-S定理的核心观点,在简单假设的前提下运用特定要素模型分析框架,证明了1981-2008年间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态: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受限阶段(1981-1991年)和自由流动的初期阶段(1992-2004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大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劳动力自由流动阶段(2004年以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逐渐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并无对立的矛盾。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变革,增加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无障碍地进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企业从事生产等手段,就可以在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通过运用C-D函数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和CES生产函数法这三种方法对上海市1978-2010年这31年期间的要素投入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比较分析认为C-D函数法更有效.同时基于C-D函数估计结果,对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和不同阶段的比较.文章进一步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进行分解,运用改进的GLS估计发现:人力资本和R&D活动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变迁因素作用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于“稳态增长”.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选取广东省改革开放30年的数据作基础,通过计量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进行估计回归,计算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旨在以量化公式来反映广东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从整体上探索了广东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发展过程中显露的问题,特别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分3阶段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驱动型,其经济增长方式还处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体制改革而非技术进步的推动。最后为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失速”与中国对策

通过对比G20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增速与其GDP增速之间的差距,本文发现2012年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货物出口增速大多低于其GDP增速,此轮出口增长"失速"并非是中国特例,而是全球性现象。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了造成此轮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的主要原因,发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出现的"天花板"现象、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和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的收缩都会导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本文认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平台扩张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外部空间和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由"边境上"向"边境内"深化,是中国应对出口增速下降可能的对策思路。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文章采用1998年～200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解成要素投入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研究表明:我国总产出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6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大,在总产出中的贡献达35%;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很小,只有5%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产出中作用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经济增加减速原因分析: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减速是在所难免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预期未来十年这三个要素的增长速度均有所下降,2020年前GDP的可持续增长速度可能会维持在8.0%左右。世界经济史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之后通常会开始减速,中国经济也不例外,目前的中国经济正面临这样的拐点。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借鉴了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     

我国省际增长率差异因素分析——一个基于包含人力资本生产模型的考察

利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化生产函数,对我国省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说明了物质资本密度是导致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对地区间差异的解释性较小,但并不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没有物质资本重要。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是缩小地区间差距的关键。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78-2010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指标。本文利用经典的Solow生产函数,以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函数进行了回归估计,测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及其变动率。结果表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度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水平在下降。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省际差异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贡献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利用层次聚类分析法,依据各省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特征,对六省进行了归类。研究表明:江西、河南和安徽三省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其他三省该贡献率较低,均小于10%,且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高,六省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均小于50%,说明六省增长方式都较粗放;层次聚类结果表明,江西、河南属于第一类,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贡献率较高,增长方式最粗放;山西、湖南和湖北三省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高,增长方式相对集约;安徽省则介于两类之间。     

安徽省198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测算出安徽省1980-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分析各种投入和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决定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技术发展较为滞后。安徽省应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使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     

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利用1978²011年全国产出、资本、劳动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这种粗犷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贸易条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1999—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贸易条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条件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并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积极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金融危机前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投入强度路径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