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多尺度下我国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确立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的旅游吸引形式，基于各种示范点的乡村旅游，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研究，以期为各省市休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方法］文章利用ArcGIS102，使用最邻近距离法、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对标记在地图上的370个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示范点空间分布不均衡，呈聚集分布状态；（2）示范点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示范点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周围，以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分布密度最高，珠三角、闽东南等地次之； （3）示范点的空间分布具有正自相关性，表明示范点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4）示范点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旅游资源禀赋、区域交通、客源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结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省市应突出差异竞争，加强区域合作，突出核心区域辐射周边的效应，实现休闲乡村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上的优化。     

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评价

［目的］探讨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完善区域旅游资源，进而促进其均衡发展。［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其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层析分析法对其乡村旅游进行评价，根据结果提出相应优化措施。［结果］（1）重庆市都市区的最邻近指数最高为0814，其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0735，城市发展新区为0697；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为0402，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凝聚分布； （2）重庆市乡村旅游优化评价指标中旅游资源、道路设施、生态环境和综合管理的权重分别是0357 1，0253 6,0230 1和0159 2，得分大于70分以上包括乡村森林覆盖率、公路的便捷性、乡村气候舒适度、保障机制、经济水平、游客容量和客源条件，其他指标得分低于70分，包括服务中心数量、乡村旅游专线、乡村空气质量、农民拥有的道路面积密度、乡村公路等级、文化价值和管理者素质，这些也是重庆市急需优化的方面。［结论］整体上重庆市乡村旅游综合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应加强该方面的投入和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区域“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格局演变

［目的］国土空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依托。识别和定量刻画“三生”功能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规律是进行国土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方法］研究引入土地三生功能评分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基于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对1900—2015年京津冀区域三生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京津冀区域三生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规律性。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东南平原区，生活空间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等都市圈，生态空间主要分布燕山—太行山山区。1990—2015年京津冀区域生产空间保持稳定，生活空间呈扩张态势，生态空间略有减小，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等都市圈三生空间变化最为活跃，具体表现为生产生活空间快速扩张、生态空间大幅度缩减。［结论］利用土地三生功能评分矩阵法，可以快速有效识别区域三生空间，不仅能体现土地的多功能性，更能反映不同地类功能的差异性。京津冀区域应严格控制人口、城市用地规模，划定耕地数量底线，河北应充分发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作用，构建结构合理的绿色生态屏障，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化、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生态工程建设，全面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发展节水型农林业，加强湿地和农田保护。增加生态用地数量，重点建设成片森林和恢复连篇湿地，扩大生态空间，为京津等大城市发展提供生态空间保障。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从空间角度分析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深入探讨其驱动力，全面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以郑州市为例，通过洛伦兹曲线、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和基尼系数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而选取24个驱动力指标，通过计算相关性系数对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1)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惠济区、登封市、二七区等市区；(2)但各市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的最邻近指数大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均匀型，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凝聚型；(3)郑州市各区的地理联系率均在94%以上，基尼系数均小于0300，说明郑州市整体上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均衡。(4)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24个驱动力指标均正向相关，其中乡村特有的景观、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村的数量、农民人均收入、民宿、停车场数量、道路标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互联网覆盖率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P<005）。［结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受多个驱动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调控驱动力系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江西省乡村聚落发展及演变现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乡村聚落发展优化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情况以乡村聚落密度、乡村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进行空间等级划分，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江西省市域和县域内的乡村聚落在乡村规模、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分布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且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包含宜春市、萍乡市和上饶市大部分县域的北部密集区，主要为北部赣江流域下游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区，抚州市南部和赣州市大部分区域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小； (2)江西省乡村聚落在空间上整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3)其乡村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分布在上饶、赣州、九江和宜春等地，反映出江西省丘陵区和山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基于POI提取的山地丘陵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研究*——以重庆市农家乐为例

［目的］通过大数据研究山地丘陵区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现状及规律，为乡村旅游规划提供参考借鉴。［方法］基于POI抓取技术，以2018年9月抓取到的重庆市1 644家农家乐为研究对象，结合各种地理基础数据资料，借助GIS分析手段，采用最近邻指数、K函数、核密度估计、Getis Ord Gi*热点分析和Moran′s I指数对重庆市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1）重庆市农家乐分布整体呈现显著聚集趋势，空间自相关性显著； 主城区为聚集—随机分布，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 （2）市域范围农家乐聚集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而增强，主城区特征空间尺度为2139km； （3）农家乐在中部主城区集中连片分布，在主城外零散分布； （4）全市农家乐分布热点区域集中在中南部； （5）7044%的农家乐分布在距城市中心120km的范围内； （6）767%的农家乐分布在A级景区周边10km范围内，且倾向于分布在自然类景区和高等级景区周边； （7）中海拔地区为农家乐分布的主要区域。［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以优化农家乐产业布局，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结合，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华北平原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比较华北平原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和演变特征，为合理规划和管理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借助eCognition developer 89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解译获取1990年和2015年两期农村居民点空间数据； 根据县域中各产业发展水平来划分乡村发展类型； 比较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数量、规模、密度、形状等的变化特征。［结果］（1）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在数量、平均斑块面积、密度和面积占比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性。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具有数量多、密度高、单个斑块规模小、总规模大、面积占比大等特征； 工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则呈现出数量少、密度低、单个斑块规模大、形状不规则和总规模较小等特点； 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最小，面积占比最低。（2）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数量和总面积等方面。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要特征为数量和面积的双高增长； 工业主导型县域则呈现出数量增加较少、面积增加较多，并伴随形状更复杂的特征。第三产业主导型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最小，并且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均略有减少趋势； 均衡发展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加，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数量增加最多。［结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和变化差异明显，农村居民点的管控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加强制度创新，使不具备区位优势和特殊资源禀赋的地区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分类实现乡村振兴。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价值共创引导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

［目的］通过充分发挥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对于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构建的作用，实现价值共创视角下乡村旅游价值链的重构，解决乡村旅游产业中消费者需求和产业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推动乡村旅游高效、有序、协调、综合发展。［方法］基于价值共创理论，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系统论方法，探索性重构乡村旅游价值链。［结果］（1）价值共创引导下的乡村旅游价值链是由基本价值活动、辅助价值活动和价值共创活动共同组成，通过虚拟价值链和传统价值链的互动与融合，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的新价值创造。（2）价值共创活动是以虚拟价值链为基本特征，以“产消者”创新社区为表现形式，依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进技术，创新性赋予旅游者产品生产者和旅游消费者的“产消者”双重属性，通过将消费者从传统价值链的幕后拉向幕前，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和价值增值。［结论］价值共创引导的乡村旅游价值链需要依托平台思维、共享思维和创新思维进行建设，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形成的价值链的开放和互动对于实现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

［目的］为改变乡村旅游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方法］结合使用文献综述法和实地调研法，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分析乡村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结果］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乡村旅游种际环境非正义和人际环境非正义。［结论］代内人际环境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乡村旅游环境问题的关键，确保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正义导向和矫正当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是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实现乡村旅游环境正义，一方面应增强主体的环境正义意识、构建公正的环境相关制度以确保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环境公正导向，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乡村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对已经造成或现阶段无法避免的环境非正义结果进行矫正，实现补偿正义。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基于合作博弈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集聚是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同时，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探讨集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及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乡村旅游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建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者的集合，通过合作博弈论以及Shapley值分析乡村旅游集聚过程各参与者的贡献率。［结果］V（F）=V（P）=V（G）=0，V（FP）=60，V（FG）=70，V（PG）=60，V（FPG）=80，说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联盟可以获得最大的集聚度。同时，Shapley值结果表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经过合作后的集聚度均有所提高，且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合作博弈的前提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对合作均做出了贡献。其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企业、政府和农户。［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合作联盟，有效提高其集聚度，实现乡村旅游集聚和各个参与者的双赢。     

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及指数研究

［目的］智慧化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越来越受乡村旅游的关注，乡村旅游智慧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桂林市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进一步计算发展指数并对其分析。［结果］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要素层中的智慧应用的权重（0353 9）较大，指标层中智慧基础设施中通讯网络的权重（0263 8）较大，智慧应用中自助导游系统的权重（0326 1）较大，智慧管理中车载自动景点导航系统的权重（0295 1）较大，智慧服务中无障碍通道服务的权重（0274 6）较大。而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指数为0371，整体上看发展效果一般，指标层中通讯网络的发展指数（0624）最大，而其他指标作为乡村旅游智慧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前的发展指数较低，有待提高。［结论］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仍有待完善，通过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发展智慧化发展相对缓慢的乡村，以期能够全面拓展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