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京津冀地区农产品集聚及时空演变特征

［目的］基于1980—2015分5年1期的京津冀地区各县市播种总面积，以及14类农产品播种面积、产量等数据。研究京津冀地区各农产品的集聚程度、集聚结构稳定性以及集聚的空间分布与转移，为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政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选址提供数据支持与参考。［方法］综合运用区位商、基尼系数、产业集中率以及重心分析法，分析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的地理集聚和时空演变特征。［结果］（1）稻谷、大豆、薯类、棉花、果园、水产和禽蛋的集聚度在不断地增强； 小麦、玉米、油料、肉类和林业的集聚度保持相对稳定； 蔬菜和牛奶的集聚度在不断地降低。（2）SQ与Q>1两者总体呈反向变化，即Q>1的值减小，农作物SQ值增加，集聚程度增强；Q>1的值增加，农作物SQ值减小，集聚程度降低。（3）不同行业农产品的集聚度高低为：水产业>林业>畜牧业>经济作物（含蔬菜和果园）>粮食作物，且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集聚度在不断的增强。（4）各农产品的生产结构稳定性大小排列：玉米>水产>小麦>蔬菜>果园>稻谷>牛奶>大豆>肉类>薯类>油料>林产品>棉花>禽蛋。［结论］京津冀地区农产品集聚度总体在提高，少数农产品的集聚度在降低； 各农产品生产重心总体朝着京津冀外围转移。     

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北京市怀柔区西庄村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旅游作为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用地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典型城郊旅游村庄西庄村的用地格局演变展开研究，识别当前旅游用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合理划定村级“三生空间”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ArcGIS空间分析和马尔科夫模型，对1985—2017年西庄村用地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结果］在旅游业影响下，西庄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持续扩张，耕地、园地和林地持续缩小； 用地功能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的多功能转变，且各阶段转变的主导类型不同； 以旅游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呈倒“U”型趋势，不同阶段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爆炸式多点扩展、填补式内涵挖潜和稳定有序扩展模式； 旅游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先锋农户带动及政府乡村旅游政策是典型城郊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结论］乡村旅游业发展应结合村级“三生空间”划定，科学划定产业用地空间，控制旅游用地无序扩张，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     

基于土地利用的北京市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农业的生产功能逐渐被弱化,农业的生态功能越来越凸显重要作用,估算农业的生态服务价值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主要是参照谢高地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表,即用全国生态系统的平均服务价值来估算不同区域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这与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定位及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是不符合的,因此是不太恰当的。文章以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为研究目标,在全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对北京市300多位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对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进行有依据的修改,制定出更适合北京区域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单价体系,并以此表为依据测算了2013年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理论值与现实值。研究发现北京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十分巨大,文章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北京生态系统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可以用于已知土地利用面积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估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为精确的结果。     

湖泊水上农业试验研究

我国910万hm2天然湖泊中,8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是由于湖泊中氮、磷等营养元素过度富集而导致水生生态失衡的异常现象,从环境角度看,这是一种灾害;但从资源角度看,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农业资源。该研究利用“生物浮岛”技术,在武汉沙湖进行了湖泊循环农业的试验,将30种陆生和湿生植物利用“生物浮岛”技术,通过“水上花园”、“水上菜园”、“水上草原”、“水上稻田”等农业形式转移到水面栽培。试验表明,27种植物生长良好,植物产量高于陆地,而且重金属和亚硝酸盐含量均远低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可以作为绿色食品或安全饲料进入市场。生物浮岛水上农业可以变“污染”为“资源”,实现农业与环保双赢,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矿业权价值评估参数值选取

文章认为，正确选取参数值对矿业权价值评估合理与否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影响矿业权价值评估因素特征，对如何科学、合理选取可靠的参数值进行较为详细地阐述。     

GIS支持下城镇土地定级研究  ———以河北省高阳县为例

城镇土地定级是对影响城镇土地质量的各种经济、社会、自然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按评价值划分土地级。在全面收集影响高阳县城区土地级别因素资料的基础上,应用MAPGIS土地定级系统,编绘高阳县城区土地定级因素图;再应用多因素综合评定法,根据影响因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初步评定城区各类用地级别;利用土地市场交易资料测算和专家评议等多种方法相互验证、相互补充,最终确定土地级别。     

甘孜州农牧区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特征分析

[目的]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制定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对提升县域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建立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大模块共计24项指标的评价体系,选取发展较快的2007—2014年为研究时段,运用极差法、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GIS工具,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结果](1)全州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平均值为0. 500 8,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康定市得分最高,石渠县最低,县市之间呈现两级分化。(2) 2007—2014年全州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增幅0. 262 6,年均增速13. 77%,所有县市均处于上升过程,但县市之间增速不一,发展差距逐步扩大。(3)全州发展协调度平均值为0. 390 5,协调度较低,各县市均处于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水平。(4)发展水平、活力、协调度较高县市均集聚于州东部和南部,尤以东路片区最为典型。[结论]下一阶段需依据各县市实际,立足优势,制定实施合理的发展规划,缩小区域差异,提升综合发展水平。     

基于公众参与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研究  ———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忽略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文章通过对浙江省温岭市694户居民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从耕地资源功能和环境资源价值两个角度,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程度;从耕地资源破坏、耕地保护责任与目的、耕地补偿标准等方面,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现状及其保护的认知程度。研究表明,公众的耕地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仍存在不足和误区;城市居民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职业和是否参加过环保活动是影响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宣传力度和环保教育是提高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程度的首要任务。此外,还应通过完善耕地补偿机制,对农民的耕地保护行为进行补贴等方式来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苹果产业的实证分析

目的 苹果是我国第一大水果,苹果产业对主产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研究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各生产要素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对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以我国七大主产区的苹果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支撑,基于2001—2018年该区面板数据,用C-D生产函数构建了主产区的苹果产业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主产区的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1）区位熵对苹果产值的弹性为0.396,表明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2）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投入对苹果产值的弹性最大,达到0.827,体现了苹果产业的高投入特点;（3）技术溢出对苹果产值的弹性最小,为0.336,表明技术对苹果生产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4）劳动力对苹果产值的弹性为负值,表明随着产业的发展,果农逐渐用资本等要素替代劳动力。结论 苹果产业集聚增加了集聚地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促进了集聚地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升级和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推广,推动了集聚地苹果产业的经济增长。     

基于GIS技术的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 ———以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为例

基本农田的划定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将高质量的耕地划入基本农田,是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本要求。作者结合编制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践,运用GIS技术和相关评价体系,通过对耕地图斑的"评分"、"排序",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的划定方法进行探讨和研究,并依据得出的决策模型划定金溪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共1 586.59hm2,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已达到上级规划下达的指标,为促使土地利用规划工作更加高效和深入的展开做好基础工作,也为西南丘陵山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的划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国土资源规划体系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现状，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体系中各类规划的相互关系、作用以及国土资源管理与国土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