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分类来看,金融知识对家庭投资类产品排斥和家庭融资类产品排斥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金融知识对家庭投资类产品排斥的影响大于家庭融资类产品排斥。本文进一步发现,家庭关注金融经济信息并学习金融课程、提高金融计算能力、增强预期水平,能够有效释放家庭金融需求,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我国应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缓解金融排斥,实现金融普惠。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微信支付采纳行为影响——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农村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测度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但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样本家庭微信支付采纳比例为66.5%,教育、收入水平与微信支付采纳概率正相关;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采纳微信支付的概率也越高;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概率,教育、收入水平及社会资本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综上,应准确评估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概率,降低互联网支付排斥,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福利,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种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同时本文通过金融知识和商业保险信任度等变量验证了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两种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互动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中等学历、高收入水平、低参与率社区中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特征视角,重视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商业保险业健康快速发展。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陕西信贷市场运行的金融排斥问题研究

金融排斥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性问题,表现形式多样。本文从银行信贷角度分析金融排斥的形成路径,围绕信贷结构设计金融排斥相关指标,通过计量检验确定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利率机制形成的价格限制、发展模式形成的规模影响、金融制度形成的机构特征和金融市场形成的条件门槛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金融排斥的治理和规避应从制度、模式、市场等多方面入手。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择工具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增加家庭信贷需求,同时显著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降低家庭需求型信贷约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引入互联网金融变量后发现,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信贷需求,并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政策含义是,提高金融可及性,推广互联网金融,对于释放家庭信贷需求,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金融排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概率和程度,对城镇、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和成员有创业经历的家庭的影响更大。采用所在小区智能手机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移动支付替换关键变量,结论均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     

中小微企业“麦克米伦缺口”成因及智能金融解决路径北大核心

"麦克米伦缺口"本质上是金融供给主体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排斥,金融科技驱动下的智能金融全面诠释了金融包容理念,有望成为有效治理中小微企业"麦克米伦缺口"的新路径。本文从金融资源供需匹配视角分析"麦克米伦缺口"的金融排斥本质,并从金融制度安排、金融体系架构、银行运营管理模式三个层面探讨中小微企业遭受金融排斥的原因。基于智能金融的金融包容属性,提出弥补"麦克米伦缺口"的路径和措施:一是依托支付生态与智能获客技术,精准捕捉、高效转化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二是运用大数据征信与信用评估手段,科学、客观地评估中小微企业信用状况;三是借助大数据平台与区块链智能合约,高效管理中小微企业融资流程;四是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管控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为发挥好智能金融治理"麦克米伦缺口"的效能,要健全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金融发展提供硬环境支持;优化金融科技生态体系,为智能金融发展提供软环境保障。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数字普惠、城乡差异和家庭金融参与

数字技术渗透在居民生活之中,影响着家庭的行为和经济决策。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技术接受理论模型,本文探讨数字技术对金融参与的影响机制,运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微观统计数据,对城乡家庭的金融参与进行实证研究。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有效提升了家庭购买金融产品的概率和金额,如果城乡同时实现数字普惠,农村家庭购买金融产品的概率远高于城镇家庭,但由于资产、收入等因素的限制,其购买金融产品的金额相对较低。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非银行金融科技与上市公司借贷成本——竞争压力还是信息溢出？

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非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上市公司借贷成本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非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每提高10%,上市公司借贷成本平均下降1.6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果同时受到“竞争压力”与“信息溢出”两种机制的作用:前者表现为在银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地区,非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更能显著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后者表现为,非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也能降低商业银行业务及管理费用开支。本文探索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为金融科技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该影响对于低年龄段、低收入以及东部地区的家庭更显著。进一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在考虑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为进一步甄别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理解幸福的深层本质、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人口老龄化、企业债务融资与金融资源错配——基于地级市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经济社会应对“未富先老”的全面冲击。本文从企业债务融资视角,探究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微观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这一结论在采用计划生育强度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之后依然存在。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增加经营风险两个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传统行业、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在引致金融资源供给冲击的同时,也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体现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融资不足水平,且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视角理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并为国家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简析普惠金融

现存金融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核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缺陷也越渐明显,最突出的是:现代金融倾向服务于具有高价值的客户,大多数有发展潜力,但价值相对较低的客户被金融服务所排斥。普惠金融的出现就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一种反思,普惠金融旨在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公平的融资渠道,进而消除金融服务歧视。本文对普惠金融的基本发展框架进行了梳理。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社会资本影响家庭金融行为的机制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约束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对社会资本与家庭金融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总结归纳其内在逻辑,主要有三个机制:信任互惠、社会网络互动以及社会规范约束机制,它们分别作用于金融参与决策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提供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