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北大核心

近年来,在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的同时,部分家庭仍面临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问题。本文从微观视角,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引起的偏误,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有效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家庭投资类金融排斥,对家庭融资类金融排斥无显著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个体金融知识、经济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投资风险偏好释放家庭金融需求,弥补正规金融发展不足,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低教育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研究为理解家庭金融和社会网络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拓宽居民融资渠道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择工具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增加家庭信贷需求,同时显著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降低家庭需求型信贷约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引入互联网金融变量后发现,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信贷需求,并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政策含义是,提高金融可及性,推广互联网金融,对于释放家庭信贷需求,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微信支付采纳行为影响——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农村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测度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但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样本家庭微信支付采纳比例为66.5%,教育、收入水平与微信支付采纳概率正相关;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采纳微信支付的概率也越高;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概率,教育、收入水平及社会资本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综上,应准确评估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微信支付采纳概率,降低互联网支付排斥,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福利,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数据,使用probit模型控制了市场进程指数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家庭(居民)受到储蓄、贷款、保险等基础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有着有不同程度的显著且稳健的影响。本文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格特征对家庭(居民)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对构建农村金融改革等有一定参考意义。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并识别和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缓解了个体受到的信贷约束,降低了创业成本,还通过提高个体的风险偏好,促进了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知识丰富的群体影响更为强烈;对于生存型创业和主动型创业活动,数字金融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同时,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中的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金融素养、互联网金融与家庭消费——基于2019年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简单O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考察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并显著改善优化家庭消费结构，互联网金融在金融素养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优化消费结构的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消费结构优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鉴于此，本文建议积极推进金融知识教育，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金融科技等手段实现消费再升级。     

数字普惠、城乡差异和家庭金融参与

数字技术渗透在居民生活之中,影响着家庭的行为和经济决策。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技术接受理论模型,本文探讨数字技术对金融参与的影响机制,运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微观统计数据,对城乡家庭的金融参与进行实证研究。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有效提升了家庭购买金融产品的概率和金额,如果城乡同时实现数字普惠,农村家庭购买金融产品的概率远高于城镇家庭,但由于资产、收入等因素的限制,其购买金融产品的金额相对较低。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采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方法提取金融知识指标,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文章利用分位数回归法(QR)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对低财富组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大,即财富越多的家庭,金融知识的创富效应越小。同样,金融知识对社区财富的创富效应也呈递减趋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开展金融知识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可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金融排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概率和程度,对城镇、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和成员有创业经历的家庭的影响更大。采用所在小区智能手机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移动支付替换关键变量,结论均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     

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17年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评估中普通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构建金融知识指标,利用Probit模型研究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实现成都市农户盈余资金配置的多样性,需要宣传金融知识和进行基础金融知识教育,增加普通农户经济收入,鼓励和支持接受普通教育。     

居民金融素养、市场化进程和商业保险参与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7年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金融素养越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参与程度越深,该结果在城镇和农村数据之间无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化程度越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就越有可能增加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     

金融排斥、流动性与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北大核心

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关系到小微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基于CMES数据,选择工具变量,采取极大似然方法发现金融排斥显著抑制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分类上,信贷排斥、支付排斥和股权排斥均显著降低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概率。机制上,金融排斥及其信贷排斥、支付排斥和股权排斥均通过降低流动性抑制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因此,制定和实施提高小微企业信贷可及性和可得性、扩大小微企业数字支付准入和使用范围、改善小微企业股权市场准入条件的普惠性金融政策,能够有效克服小微企业金融排斥,增强小微企业流动性,从而激励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决策,促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金融发达地区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来自北京市老年人口的证据

现有文献普遍支持金融服务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排斥,但在金融发达地区是否会明显改善?本文选取2006-2013年北京市16个区县全部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金融发达地区老年人口金融排斥的普遍性。我们发现,在北京市样本范围内,老年人口占比与金融排斥程度显著正相关,老年人口金融排斥在金融发达地区依旧存在。收入与财富、金融认知、风险厌恶和健康支出是可能的影响路径。金融排斥很难随地区金融发展而消失,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普惠金融政策的范围和力度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14—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企业为样本，选取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难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扩展模型，发现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金融科技对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具有促进调节作用。另外，通过将中小企业按照金融科技含量高低分组发现，供应链金融对金融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显著。因此，本文从中小企业、金融工作者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既要关注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融资效果，又要重视金融科技赋能供应链金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