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从哈耶克到中国

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保守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结合。中国的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有着质的区别。保守派主张保守旧的文化传统、保守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强调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新制度,强调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和有限的政府。中国过去那种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截然对立,却又把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调和——晚清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变迁分析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变迁,是从西方直接移植的结果,因此,它必定与中国传统商事组织形式产生冲突,而传统必定会对现实产生强烈影响,所以,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不得不在法人财产权、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向传统商事习惯进行妥协。这种妥协的原因是因为以法人财产权和民主型治理结构为特征的公司制度在近代中国并不能带来效益。     

期待开放的宪制会话:国族崛起下的儒学与自由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具启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发展路向当属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话论辩。杜维明先生集中开启了对儒家与自由主义之关系的探讨,在文明价值与制度领域提倡直面二者对话中的丰富问题性。蒋庆和陈明对此的处理则显示出二者差异颇深的新儒立场,前者在现代性情势下缺乏实际建制依托的保守主义困境值得同情地了解与批评,而后者的论述初步呈现出一套围绕现代国族建设展开的儒家式纲领表述、制度承诺与价值共聚。另一面,盛洪和秋风从自由主义谱系向儒家传统开放的思考轨迹值得注重,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愿景上有着更为积极的导向价值。上述诸人从春秋公羊学、文化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等不同的初始路径共同把握到了时代变迁的核心使命,即后革命时代的国族崛起与宪制构设。     

基层民主与其实现形式关系的理性演绎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正在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这种转换的特点是“渐近式”而非“休克式”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之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这两种变迁属递进性变迁而非并列性变迁,即先有前者自发地个案经验,才有后者强制性的推广与安排。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自治”制度已跃为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而以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为代表的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     

FDI影响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基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视角

立足于我国1979年以来的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特征,分析了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下FDI影响中国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构建了其理论模型,并解释了我国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外资政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中国股票市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制度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其制度变迁中 ,政府是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供给的主体 ,而股票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则是制度需求的动力。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 ,有助于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健康成长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型     

新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与实践——兼议深圳"小产权房"问题

本文基于土地产权制度视角,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纵向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程,通过剖析深圳"小产权房"案例,分析当前中国土地产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英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践提出改革思路.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先后经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历次重大制度变迁后,当前中国建立了几乎独一无二的城乡二元化土地产权制度,但仍存在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和城乡土地产权不对等的问题,进而使得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滞后于当前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小产权房"乱象成风.基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对深圳案例及英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归纳,笔者认为,进一步明晰产权是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因此,今后的改革应坚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改革路径,当前土地产权制度需要的是"改革"而非"革命".     

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述评

制度变迁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的背景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尽管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还是体制的转轨过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而体制转轨属制度变迁范畴。具体地说,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一种解释力强,而又切合中国制度特点的现代经济学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正面临着范式危机,此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便“乘虚而入”。中国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制度变迁理论以改革方式的理论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农村发展——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比强制性制度变迁能获得更大收入流,同时付出更少变迁成本,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变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三次大规模制度变迁表明,凡是有广泛制度需求基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都能取得好的绩效;而没有需求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则成本高昂并最终失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场新的大规模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广泛的制度需求基础,在实施过程中要顺势而为,防止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     

浅析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

梁启超是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选择传统的佛教理论作为阐释工具,以清末“群学”为理论基础,用中国本土思想转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这种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阐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做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分为引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本文使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对其现状、影响进行综合评述,最后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证券市场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世界市场的扩展与中国市场制度的变迁

自 2 0世纪 6 0年代以D .C .North为代表 ,把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问世以来 ,世界各国的经济史学工作者先是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近代经济制度 ,或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研究之后 ,近年来 ,各国的学者对于西方相对的世界的另一半———东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热点。而对东方的研究中 ,中国又成为热点的中心。运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多侧面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成果异彩纷呈。本文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分析近代中国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如何被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中。如同西方由传统社会的转变是从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发育开始一样 ,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也首先是从商业的资本主义化开始 ,即从统一的国内市场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建立开始。本文则是选取了市场制度如何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引起变迁的侧面 ,通过“不平等条约中有关中外市场关系的制度安排”和“中国近代市场制度的变迁”两个部分来分析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     

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分析需要侧重于供给方面的因素,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然而在我们国家,决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并不只是局限于制度环境所包含的相关众多因素本身,而且还包括其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     

制度变迁方式的替换与我国农业制度选择

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只有交替运用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才能保证制度的及时,准确的供给,章运用制度变迁的这一基本规律对我国的农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我国当前必须加大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力度,强制性的农业。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西方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解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强调了制度变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重要性，指出制度变迁必须处理好借鉴与创新、渐进与激进的关系，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应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再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地制度创新

<正> 一、中国农地制度安排:历史总结 强制性制度变迁曾经是中国农地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1979年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经历了两次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供给的行为主体——政府意愿判断,两次制度安排的初衷都在于提供一种过去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利益。第一次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将土地的地主所有变成了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的私有私营,第二次制     

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

中国的自由主义有其本土的资源,那就是五四到1949年所一度有过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尽管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也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和加工。影响他们的主要是美国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和英国拉斯基的费边式自由主义。尤其是后者,由于其对自由主义加以社会主义的修正,尤能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需求,遂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这条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一方面符合现代化变迁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注意调节变迁中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可惜的是中国历史并未给其以足够的实验空间。尽管如此,它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值得后人珍视。     

经济制度引进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从外国引进某些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制度引进引发和推动了制度变迁。本文从分析制度引进的成因、机理和“非路径依赖”环境入手,阐释引进制度的本土化和制度创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入世,论述制度引进与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股票市场

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即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种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出现“路径依赖”。而在制度变迁和创新过程中,不断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是不断冲破阻力,实现创新的过程。 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其制度变迁之剧烈和频繁,在世界证券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其主要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