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中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

政府在公共投资中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现阶段,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划分上存在模糊,错位等现象,而财权的划分又与相应事权不相匹配,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对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与财权重新划分,完善政府公共投资职能。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多级政府级次下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研究

笔者在巴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增长数理模型,说明政府级次划分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并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划分的合理性、最优事权划分标准进行了检验与测算.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交叉事权的划分

合理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交叉事权是完善分税制、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关键,其实质是中央政府如何处理在该事权领域的分权问题.从理论上看,可以通过计算交叉性公共产品的最佳供给数量寻求最佳的分权度t,通过对t的分析为交叉性事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配置提供一定的依据.从实践上看,要转换事权划分的思路,从追求同一标准,转到区别对待.     

中国转型期地方税收体系构建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未来要加快建立地方税收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地方税体系是地方政府行使职能,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物质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分权—收权—分权成为中央与地方税权与事权改革的逻辑。当前,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事权过多的矛盾日益明显。在分析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要通过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通过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财力与事权匹配。     

构建和谐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对策研究

财政分权体现了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与不足,需要通过确立合理的原则和目标,深化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财政分权模式。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动态响应。针对公共资本的拥挤性特征 ,同时考虑财政投资可能引起的风险。在不考虑公共投资风险的分权经济中 ,由于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都处于短缺状态 ,企业争夺拥挤性公共资本而扩张私人资本的投资行为虽然使经济超常增长 ,但是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在集中优化模型中 ,如果考虑到公共投资的风险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弥补公共投资风险 ,同时将企业投资产生的拥挤效应内部化 ,就能消除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现象 ,使经济保持合理持续的增长。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重视财政的供给效应 ,在经济起飞初期保证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是必要的 ,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资本性支出累积的风险增加 ,财政转型十分必要。     

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

本文综合考察了我国生产性资本的总量水平、形成路径及其调整机制。通过改进的方法所估算的资本存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了不止两番 ,年平均增长率为7 3 6 % ,积累极为迅速。资本形成路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使资本—产出比率在 1 994年之前持续下降 ,而近年来的资本形成过快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资本深化 ,必须通过全方位结构调整加快转型进程。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我国转型期资本存量调整的供求决定框架 ,实证结果表明 ,需求导向的资本存量调整机制和投资行为已经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基本形成 ,产出水平与资本成本均为资本调整与投资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     

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以山东为例

笔者通过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实际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结论表明,现行的公共教育体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才的聚集和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过度的财政负担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最后还从政府的角度给出了加快山东省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转型期国有资本收益的公共福利性支出

国有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取决于经营投资性支出与公共福利性支出对全民福利之边际贡献比较.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我国总的公共福利性支出参照国际水平,已严重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公共需要.与这一转型相伴的是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有资本盈利能力的增强为国有资本收益适量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提供了条件.从操作层面来说,各级政府的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比例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且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的部分应上交中央财政、全国统筹使用.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present paper applies Lucas's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and Stiglitz's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to build an econometric model consisting of fiv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to study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model is estimated by two‐stage least squares using a set of panel data on 31 Chinese provinces during 1996–2005. The estimated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d the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nd education, which led to the rising local physical capital stock and human capital levels, respectively, and then resulted in the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ies.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考察传统文化信念驱动下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以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家庭养老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与父代养老保障有机地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家庭养老保障和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其次,本文以我国现实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良好运转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在致力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作用与培育。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公共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一个含有两类不同产出能力的公共商品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的依据是公共商品各自的产出弹性.进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3个发达国家1972～2009年的公共支出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常性(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负)效应.该研究结论为平衡预算下的公共支出结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