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与企业投融资活动

已有多篇文献强调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税收征 管可能存在的“征税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政企关系现实状况,着眼于系统评估税收征管的 “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 严格的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了公司投资-托宾Q敏感性,且上述效应 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 约束,损害其投资效率。本文还证实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升公司投资 效率。本文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的“征税效应”提供了有益视角,更为改善企业投融资环 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的基本特征、基础逻辑与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我国纳税人数量的快速增长,税源的隐蔽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涉税信息获取难度增大,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很难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构建“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是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本文从“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所呈现的特征入手,在探讨“以数治税”基础逻辑的基础上,以税收现代化“六大体系”建设为背景,提出了构建“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对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有所裨益。     

简论数字化转型下税收征管的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升级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要求在税务部门的直接落实,税收征管智能化改造是实现数字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在充分把握国外税收征管与国内政企部门数字化转型前沿趋势以及我国税务部门智慧税务建设目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税情以及前沿技术发展现状,税收征管智能化改造须围绕用户、数据、规则、技术和基本支撑五大要素进行针对性、系统性调整,即通过优化用户“沉浸式体验”、实现数据的“能力化输出”、建构规则的“元事项组合”、拉动技术的“代差式提升”以及完善“立体式保障”支撑等五个路径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改造。     

税收征管信息化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吗?

信息技术升级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征税能力,加大了企业的涉税风险。本文利用“金税三期”的分期推广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信息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以及聘请的审计师为国际“四大”时,税收征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在作用渠道检验中发现,税收征管信息化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活跃性。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税收征管信息化下的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公司被监管处罚的风险,提高了公司业绩。本文的研究为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内部控制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评估对象,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以及东道国专利盒制度的实施将会削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创新效应。进一步地,国际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效应起到调节作用,东道国税率吸引力越大、纳税便利度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时,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越低。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避税是国际税收竞争影响的主要渠道。异质性研究表明,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税收激进程度较高、已享受较多政府补贴的企业,而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将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起到遏制作用。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审计费用——来自“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征管与审计均为企业监管的外部力量,二者之间的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然而,目前很少探究税收征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借助“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时点DID方法,针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这一论题开展实证探究。这在理论上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中有助于审计师更加全面地评估企业状况。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税收征管数字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快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减债务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对权益融资调整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高盈利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改变着监管模式及企业行为,然而已有研究对数字监管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基于交易成本和纳税服务理论,本文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理论分析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政策刻画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作用机理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不但可以通过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管分析能力发挥“治理效应”,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发挥“激励效应”.进一步发现,对于有向上操纵利润动机以及避税动机较高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丰富了大数据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能力,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模式的理性优化与现实选择

税收征管模式是一定税制下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税主体对纳税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确认。一定的征管模式是对一定税制下征管工作的总体把握和目标定位。我国现行的“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没有从总体上把握税收征管工作,与税收征管实际距离过大,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也正在阻碍着税收征管工作的稳步推进和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字经济实施有效税收治理需要税收征管模式和征管技术的全面数字化。数字化技术为税收征管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数字技术改变了原有经济业态，为税收治理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了适应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变化，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必然的趋势。应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当前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税收治理现代化视角，尝试构建多主体的“税收共治”新格局、优化税收数据管理组织模式、强化“以税咨政”、完善税务干部数据思维培训体系等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选择金税三期在全国试点推行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应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总体上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分析,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征税效应",抑制企业通过避税方式进行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资金供需方之间的"桥梁效应",促进企业信用融资和贷款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形成"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代理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外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既有的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税收征管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为深入分析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中的合成数据应用

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需要更为“智慧”的人工智能，但越“智慧”的人工智能其需要的数据数量和质量越高。已有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研究以保证数据真实性或防范“数据孤岛”为主，缺乏对数据和人工智能安全性方面的深入探讨。合成数据通过严格中性、严格脱敏性和满足最低数据规模三个方面实现更为安全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并能够将人工智能与真实数据分离，更好地重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为了防范风险，税收征管人工智能作为国家基础性公共高风险人工智能，必须采用更高质量的数据以防范数据投毒、算法歧视等问题。人工智能在公共领域的实际应用必然涉及安全问题，所以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看，基于合成数据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能够有效降低经济风险，同时实现数据和网络风险可控，有利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改善。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特殊背景,在“劳动力异质性”前提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技能偏向效应及其对企业雇佣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了加工贸易和竞争模式的调节作用。利用2004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技能细分劳动力信息,结果发现:(1)汇率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负面影响了技能劳动力雇佣占比,而通过“进口中间品渠道”对其产生正面促进作用;(2)随着加工贸易占比升高,“进口中间品渠道”的正面影响持续下降,而汇率“出口收益渠道”的负面影响在加工贸易占比超过40%后才逐步下降;(3)竞争模式亦具有调节作用,价格竞争型企业的雇佣结构受到外汇风险暴露指数的负面影响更强,这反映出“质量竞争”模式的积极作用。     

税收征管、税收压力与公司资本结构——基于断点回归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加快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是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建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因果效应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1)税收征管对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显著而稳健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西部和东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和税务风险更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2)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通过减少企业税收规避及现金流和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等潜在途径作用于资本结构。(3)拓展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杠杆率,加剧了“短贷长投”,从而导致了投融资期限错配。本文结论对于当前的税制改革和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具有重要启示。     

智慧税务的构建与探索北大核心CSSCI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建设智慧税务,开启了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我国历来重视税收数字化建设,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系统数据联通水平、数据运用水平、征管和服务智能化程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建设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应通过发票电子化改革、探索数字身份应用、增加设计业务场景化组合、深度应用“信用+风险”以及多元融合,最终实现税收征管的数字化、网格化、自动化、智能化、生态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税收征管的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经济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联系也愈发紧密,经济发展数字化变革趋势明显。基于传统工业经济运行模式的现有税收征管体系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为了更好地因应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税务机关应从健全税收管辖权判定规则、建立数字化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入手,深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税收征管流程,提升税收征管质效,推动税收征管向数字化、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税收征管改革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思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当前面临要素流动不通畅、配置效率不高、地区分割等突出问题。税收征管改革可以通过提升税收征管的确定性、增强税务执法的规范性、提高税务监管的精准性、强化税务行政的便利性,促进市场统一协调、高效运行、公平竞争和充分开放。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税收征管改革,通过强化区域执法合作、加强征管技术数字化与信息化、完善“放管服”改革等举措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税务部门应继续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加强重点税源管理、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供应链溢出视角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积极稳妥开展供应链金融”双重政策背景下，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上市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第二，降低融资约束、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供应链金融业务促进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第三，通过引入商务部供应链创新试点企业进行三重差分分析，本文发现试点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国际化水平具有正向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结论依然成立。     

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 增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动能北大核心

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税收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当前,以税收现代化为统领、以智慧税务建设为目标、以“金税四期”为抓手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正在蓬勃开展,成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加快推动税收现代化,增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动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需要立足实际,进一步明确目标,找准问题,科学施策。本文全面梳理了当前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动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性对策,为加快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