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高标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参与度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OECD-ITSS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了数字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机制及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总体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对金融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形。结合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

来源于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波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在宏观层面降低国际贸易的潜在市场需求,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业绩,进而负向影响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具有抑制效应,且出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大于进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分别大于传统最终品、简单全球价值链。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关系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向及跨国分工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最大,而跨国生产分工越深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显著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分析

汇率波动会以外生冲击的形式对出口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采用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出口质量的代理变量,探讨汇率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质量有正向影响,1%的实际汇率波动,使得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波动0.19%。在质量差异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为0.4%,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在质量差异小的行业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对出口企业的数目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影响企业决策,同时企业竞争强度是出口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出口贸易的规模变化、结构变化与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呈现明显增长现象,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中国出口行业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增加值率变动均产生了负面效应。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及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2000—2014年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核算，并分析全球增加值贸易的网络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较大；（2）从行业来看，中国的纺织业、除汽车和摩托车之外的其他产品批发业、采矿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较大；（3）根据网络密度的计算结果，世界范围的各国（地区）贸易联系程度在增强；（4）中国的相对点度数和点强度有上升的趋势，而日本和美国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在提升，不过美国仍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5）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国家（地区）的数目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边缘国家（地区）数目则先减少后增加。其中，中国的核心度一直在增加，日本和美国的核心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为了扩大增加值贸易，增强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调整进出口税率等政策，并重视与美国等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制度质量作为国家比较优势的来源，可能导致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通过构建动态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标，论证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出口国对进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就提升3.65%。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国的制度质量是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作用机制，但该机制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该机制无法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中国八大区域供需双循环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利用IRIOT—WIOT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对于提升区域产业的附加价值、自主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进而优化该区域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05-2014年长江中游地区总体及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地区生产总值、文化产业增加值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灰色关联分析和协整分析等方法分析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关联度大小。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未来尚需通过制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培养文化产业专门人才以及完善和实施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手段推进文化产业对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     

中日韩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

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测算中日韩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GVC指数以及出口技术增加值,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比日韩低,但是攀升速度明显高于日韩;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动力主要来自于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日韩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和国内技术增加值偏低,而国外技术增加值偏高。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一体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区域贸易协定中涉及的WTO+条款和WTO-X条款数量,分析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结果表明,一方面东亚各国已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包含大多数WTO+条款和部分WTO-X条款内容,说明东亚正在积极推进深度一体化;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已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对于WTO+条款的覆盖率和执行率均要高于其对WTO-X条款的覆盖率和执行率。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成员国,中国已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仅略高于东盟,远远低于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因此,中国亟需将深度一体化内化于自贸区战略中,积极谨慎地推进贸易投资新议题的谈判,加快与"自然贸易伙伴"的深度区域经济合作。     

生产性服务进口、服务化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基于WIOD及相关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发挥着关键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的发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进口水平相对差距越小,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影响也越明显。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一定的服务化水平下,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和数量边际的增长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当重视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效应,明确制造业服务化和进口增长来源差别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从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推进、产业发展与进口贸易协调、服务进口贸易战略调整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进口作用的发挥。     

人口红利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2000—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就人口红利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做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人口抚养比衡量的人口红利下降将制约制造业总体出口国内增加值上升;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及不同出口形态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人口红利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征;高技能劳动力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科技研发和产业规模等因素也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行业要素密度的差异以及产品出口形态的不同,各个因素的作用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进口、服务化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基于WIOD及相关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发挥着关键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的发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进口水平相对差距越小，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影响也越明显。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一定的服务化水平下，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和数量边际的增长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当重视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效应，明确制造业服务化和进口增长来源差别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从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推进、产业发展与进口贸易协调、服务进口贸易战略调整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进口作用的发挥。     

广东工业增长的弹性测算

广东作为全国工业大省,其工业的增长关系到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能否实现.尽管广东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的绝对量可能增大,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如果相对慢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那么整体的工业增加值率会下降.运用双对数模型以及自回归模型修正研究,可以测算出广东工业增加值率对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率对工业总产值以及工业增加值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并显示广东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率存在反向变化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广东工业的增长偏离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工业转型升级的目标体系.     

增加值贸易核算及其对均衡汇率评估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时代,增加值贸易核算更能反映国际贸易新形态。增加值贸易核算通过影响贸易权重和物价指数影响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进而影响对均衡汇率的评估。对人民币而言,2000年以来,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而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于传统测算方法的升值幅度。目前,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已经升值过度,超过了均衡汇率水平。相应的政策含义包括人民币汇率不宜再持续升值,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价值链升级提升我国出口的竞争力,通过扩大进口降低顺差规模。     

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结合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核算下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最新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服务贸易整体、服务大类、细分服务部门三维度深入分析我国2000～2014年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在上游度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指数值更大;(2)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偏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资本密集型以及公益服务型两类服务业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物流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的关键。本文基于1998--2007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计算了我国的物流产业集聚度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度的利益来源以及物流产业集聚度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经分析得出物流产业集聚的发展存在空间结构上的差异。一些地区由于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优势和主导产业优势，而使得该地区的物流产业集聚度高于其他地区，同时这种物流产业集聚度的地区差异又导致了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发展水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