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募资金投向、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探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的不同投向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随着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增加而提高,超募资金为现金股利的发放提供了“资金源”。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的程度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说明大股东攫取上市公司、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更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度和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负相关,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中市场反应比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公司更为消极。作为少有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超募资金投向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的文章,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文献,其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公司内部治理与IPO超募资金的使用——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本文在对2006~2010年深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IPO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刻画的基础上,探讨公司内部治理与IPO超额募集资金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使用IPO超募资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IPO超募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代理问题: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高管的货币薪酬较高,会引发IPO超募资金的过度投资,而公司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则有利于减少IPO超募资金使用中的过度投资行为。此外,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IPO超募资金的过度投资问题比国有控股公司严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证券监管部门确保上市公司合理有效地使用超募资金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1567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这一影响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和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1)媒体报道水平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媒体报道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2)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才显著成立,意味着媒体报道主要提高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有效性。(3)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越高,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表明制度环境是媒体报道有效发挥上述作用的重要条件。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企业并购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沪深股市2006-2010年间作为买方发生并购行为的362个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并购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产回报率、市场回报率与公司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说明并购前,高管薪酬与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显著正相关,即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度较高。并购所增加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与高管薪酬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可见,企业并购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的业绩敏感度。并购规模无论是通过会计绩效还是市场绩效检验分析,都显著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说明高管薪酬与并购规模的扩大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分析并购绩效是否会影响高管薪酬变动,本文采用差分模型分析了高管薪酬变化值与并购业绩变化值和并购规模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变化与并购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并购增加的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     

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有效性与高管薪酬研究——基于“有效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的比较分析

"有效契约论"把高管激励契约看成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协调股东和高管的利益冲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管理权力论"则认为,高管对自己的薪酬安排有很大影响,可以利用自身权力以多种方式进行寻租。本文针对高管激励的上述两种假说,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动因、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两方面展开研究。以2001年至2008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潜在代理成本越高,公司就越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这与有效契约论的预期一致;同时,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增强了薪酬-业绩敏感度。研究结论对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以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